赫索格

要是我真的疯了，也没什么，我不在乎。摩西·赫索格心里想。

有些人确实认为他疯了，他自己也有一阵子怀疑过他的精神是否还正常。而现在，他的举止虽然仍有点怪诞，可是他感到信心百倍，轻松愉快，身强力壮，而且自以为慧眼超群。他整天给天底下的每个人写信，已经入了迷。这种信他越写越来劲，因此自六月底以来，他无论跑到哪里，随身必定带着一只装满信件的手提旅行箱。他带着这只箱子，从纽约到玛莎葡萄园，但立刻又转了回来；两天后，他飞往芝加哥，接着又从芝加哥前往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一个乡村，然后就躲在那里发狂似地没完没了地写起信来。写给报章杂志，写给知名人士，写给亲戚朋友，最后居然给已经去世的人写起来，先是写给和自己有关的无名之辈，末了就写给那些作了古的大名鼎鼎的人物。

伯克夏一带正是盛夏季节。赫索格独自待在一幢老大的旧房子里。往常他十分讲究饮食，现在则靠啃光面包、罐头豆和干乳酪充饥。有时，他会跑到杂草丛生的花园里去采摘悬钩子，心不在焉地小心翼翼地把它们那长满刺的藤蔓牵起来。他睡的是一张没铺被单的床垫——这是他久已弃而不用的结婚时的床——有时他就裹着大衣睡在吊床上。花园里，四周围着他的是长得高高的杂草、刺槐，还有小枫树。晚上醒来睁开眼，只见点点星光近似鬼火。当然，那不过是些发光体，是些气体：无机物、热量、原子，但在一个清晨五点和衣躺在吊床上的人看来，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若遇心血来潮，突然想到什么新主意时，他就赶快跑到厨房——他的总部——去记下来。砖墙上的白漆已开始剥落，有时候，赫索格就用袖子抹去桌上老鼠咬下的碎屑，他不动声色地感到奇怪，野鼠怎么会对蜂蜡和石蜡这么感兴趣。凡是用石蜡封口的果酱瓶、蜜饯罐之类，都被它们咬得千疮百孔，生日用的蜡烛啃得只剩下烛芯。老鼠还光顾了一条面包，咬进一个洞，在里面留下自己的形状。赫索格涂上果酱，吃下了没有咬过的另外半条。他和老鼠也能分享食物了。

不管什么时候，他脑子里总有一角对外界敞开着。清晨，他听到乌鸦叫，觉得它们的聒噪十分悦耳。黄昏时，他听到的是画眉的啭啼。晚上则有猫头鹰的悲鸣。当他被脑子里的信弄得激动起来，走进庭园时，他会看到玫瑰花绕在水笕上，或者是看到桑树以及在它枝头使劲啄食的小鸟。白天，天气炎热，黄昏时红霞似火，四周灰蒙蒙的一片。他睁大眼睛放眼望去，什么也看不清，几疑自己已经半瞎了。

他的朋友——他过去的挚友，和他的妻子——他的前妻，曾对人散布谣言说，他的精神已经失常。这是真的吗？

他绕着这座空房子走了一圈，在一扇布满蜘蛛网的灰蒙蒙的窗子上，看到了自己的脸影。他看上去显得出奇地安详。一道光线从他的天庭，经过笔直的鼻子，照到他深沉宽厚的嘴唇上。

到春深时分，赫索格觉得再也受不了啦，他要进行解释，说出事情始末，要阐明自己的观点，为自己辩护，澄清事实真相，以正视听。

当时，他正在纽约一所夜校里给成年人上课。四月间，他的课讲得头头是道，条理分明，可是到了五月底，就开始有点东拉西扯，语无伦次了。他的学生这时也明白，他们从赫索格教授那里大概再也学不到多少“浪漫主义的由来”了，他们只等待着怪事的发生。果然，赫索格教授课堂内的礼节日见减少。他整天若有所思，说话时常有毫不自觉的坦率。到了学期末，他讲课时经常会久久地呆着说不下去，有时甚至干脆停了下来，喃喃地说声“对不起”，伸手从怀中掏出钢笔，使劲地在一些碎纸片上写起来，弄得讲台也吱吱嘎嘎作响。他全神贯注，眼圈发黑，苍白的脸上七情尽露。他在说理，在争辩，在经受着痛苦。他仿佛想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变通办法。他似乎在神游四方，又像在钻牛角尖。他的渴望、固执、愤怒——他的眼睛和嘴巴的表情，把这一切都默默地暴露无遗。人们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全班学生都等着，三分钟，五分钟，鸦雀无声。

起先，他做的笔记并无一定形式，全是片言只语——零星的废话、感叹词、曲解了的成语和语录，或者借用一句他去世已久的母亲所说的意第绪语，叫“Trepverter”，即大错铸成后所讲的悔不当初的自谴自责语。

例如，他写道：死亡——死去——再活——又死——活。

没有人，就没有死亡。

以及：你的灵魂要下跪吗？也有好处。擦地板。

还有：对付傻瓜要用他的傻办法，免得他自以为聪明。

对付傻瓜勿用他的傻办法，免得汝亦似他为傻瓜。

两者试择其一。

他又记下：据沃尔特·温彻尔告知，巴赫在创作安灵曲时套着黑手套。

对这些杂乱无章的笔记，连赫索格自己也不知道该作何感想。他只是屈从于一时产生这种想法的激动而已，有时他不禁犯起疑来：这也许就是精神崩溃的一种征兆吧？但这并没有使他感到害怕。他躺在十七街上一套租来的公寓房间的沙发上，有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一座专门制造个人沧桑史的工厂。自己的一生，从出生到死，都一幕幕呈现在眼前。他在一张纸上承认：我无话可说。

他把自己的一生从头至尾细细考虑了一番，觉得没有一件事做对。他这一生，像俗话说的那样，是完蛋了。但既然这已无从着手，那也就没有什么可悲哀的了。躺在那霉得发臭的沙发上，他神游遥远的过去，十九世纪，十六世纪，十八世纪，从十八世纪里，他终于找到了一句自己颇为欣赏的话：悲哀是懒惰的一种。

他脸贴沙发躺着，继续进行自我评价。他算是个聪明人呢还是个大笨蛋？唉，照目前的情况看，他实在不能自认是聪明的了。其实，他的性格并不乏聪明机灵的素质，只是他选择了爱空想的一套而已。结果被那班骗子刮得精光。还有呢？啊，他掉头发了。他看了那班头皮专家们登的广告，心里既老大怀疑，可又暗暗希望他们说的是实话。头皮专家！唉……他以前本是个美男子呢！现在，他的脸一望而知是个受尽打击的人。但他还是自己讨的打，是授人以柄的结果。这使得他进一步去考虑一番自己的性格。这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性格呢？喔，用时髦话说，这是一种自我陶醉狂，一种色情受虐狂，一种背时的性格。他的临床症状是沮丧抑郁，但还不是最严重的，还没有成为狂郁症。世上比他更糟糕的残废人多着呢。要是你按照当今世上每个人明显的所作所为，认为人类是病态的动物，那赫索格是否更加病态，格外愚昧，特别堕落呢？

不。那他算不算聪明呢？要是他有权力欲，性格上偏执些、霸道些，他的聪明就会更有效用了。他有妒忌心，但对竞争并无特别兴趣，所以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偏执狂。那他的学问怎么样？现在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实在不太像个教授了。不错，他还是认真的，也颇有一股子幼稚的热心和诚意，但他绝不可能成为一个有系统有学识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十八、十九世纪英法政治哲学的自然状况》，是个出色的开端，以后还成功地写了几篇论文和一本叫《浪漫主义和基督教》的书。但除此以外，他的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便都一个个胎死腹中。凭着他早年取得的那些成就，他不管在找工作还是搞研究经费方面，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困难。纳拉甘塞基金会这些年来就一共给他拨款一万五千美元，资助他继续研究浪漫主义。可是这一研究的成果——八百多页毫无中心的杂乱无章的议论——装在一只旧皮包内，现在正静静地躺在壁橱里。想起来就叫人伤心。

他身旁的地上撒满了纸片，因此有时他就屈身伏地而写。

此刻他记下：我的生命并非痼疾，而是一种长期的康复过程。是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的修正本，是改良的幻影，是希望的毒药。

他突然想到了消化系统有抗毒能力的米特拉达悌。企图暗害他的刺客不知底细，犯了错，只用了少量毒药，结果并没能毒死他，只把他弄得酩酊大醉。

一切皆有用。

他重又继续做着自我检讨。他承认自己本是个坏丈夫——两次婚姻都如此。他待第一个妻子戴西很糟糕。第二个妻子马德琳则要把他搞垮。对儿女，他虽然不乏慈爱，但仍是个坏父亲；对父母，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儿子；对国家，他是个漠不关心的公民；对兄弟姐妹，虽然亲爱，但平时很少往来；对朋友，自高自大；对爱情，十分疏懒；论聪明才智，自己愚昧迟钝；对权力，毫无兴趣；对自己的灵魂，不敢正视。

他对于自己能够毫不含糊地、实事求是地进行严格的自我批判，感到十分得意，于是就反举双手，双腿一伸，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

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不是仍有不少迷人之处吗？

爸爸，一个可怜人，他的笑貌能把小鸟引下枝头，能把鳄鱼引出泥淖。马德琳则不但风姿迷人，而且容貌漂亮，才智超群。她的情夫瓦伦丁·格斯贝奇，虽然粗眉大眼、心狠手辣，但依然有其迷人之处。他下巴宽大，长满一头火红的铜色鬈发（他用不着头皮专家），装着一条木头假腿，走起路来一高一低，煞是优美，宛如一名在威尼斯运河上撑平底船的船夫。赫索格自己的迷人之处也着实不少，只是他的性功能被马德琳搞垮了。连吸引女人的能力都已消失，还有什么希望恢复正常？正是在这一方面，他感到自己几乎像个尚未康复的病人。在性生活这种玩意儿上争高比低，实在无聊。

几年前，由于遇上了马德琳，赫索格替自己的生命史写下了新的一页。马德琳是他从教会里抢出来的——他们认识时，她刚皈依了宗教。为了讨取新婚妻子的欢心，他辞去了一份极为体面的教职，并且动用从他那迷人的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两万元遗产，在马萨诸塞州的路德村买了一幢很大的旧房子。在这环境幽静的伯克夏附近，他还有朋友（瓦伦丁·格斯贝奇夫妇），按理说，在这儿他本当可以安下心来，写出他《论浪漫主义社会思潮》的第二卷的。赫索格离开学术界，并非因为他在那儿混得不得意。恰恰相反，他的声誉极好，他的论文颇有影响，已被译成法文和德文。他早年那本出版时不大为人注意的书，现在已在多处被列入必读书目，受到年轻史学家的推崇，认为它是新史学的楷模，是“一本使我们深感兴趣的历

史”。那就是说，这是一本入世的，根据古为今用的观点来考察过去的史书。和戴西结婚后，他一直过着虽属平凡，但极其体面、安定的助理教授生活。他的第一本书，通过客观的研究，阐明了基督教和浪漫主义的关系。第二本书中，他显得倔强了，野心稍露，立论也较以前大胆。平心而论，他性格上实在有着许多百折不挠的地方。他意志坚强，能言善辩，对历史哲学特别爱好。娶了马德琳，辞了教职（因为她认为他应该如此），隐居路德村后，他对威胁凶险、*主义，对异端邪说，对酷刑苛判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才华，“破坏之城”对他特别有吸引力。他曾计划写一部如实总结二十世纪革命运动和群众动乱的历史巨著，观点和法国政治学家托克威尔大同小异，认为人人平等和民主进步不仅会普及于全世界，而且还会永恒持久地发展。

但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再自欺欺人了。他对此开始大加怀疑。他的雄心壮志遭到了严重的挫折。黑格尔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早在十年前，他以为自己就已把黑格尔的契约和文明两个观念弄通了，但现在看来并没有搞对头。他越想越苦恼，越不耐烦，越生气，而就在这时候，他和妻子的关系也非常奇怪地有了变化。马德琳对现状已感到不满。起初，她不想让她的丈夫一辈子做个平平凡凡的教书匠，要他辞职，可是乡居一年后，她改变主意了。她认为自己年轻美貌，聪明能干，而且生气勃勃，善于交际，绝不该在伯克夏这样的穷乡僻壤埋没掉。她决定要读完她的斯拉夫语研究生课程。于是，赫索格便给芝加哥写了谋职的信。他还得给瓦伦丁·格斯贝奇找个工作。瓦伦丁原是个电台广播员，曾在皮茨菲尔德城电台播放唱片音乐节目。马德琳说了，你不能让瓦伦丁和菲比这样的人孤零零地留在这令人伤心的乡下啊。赫索格所以决定去芝加哥，因为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人头熟。果然，他在市区大学找到了教职，瓦伦丁也在闹市区一家调频电台谋到了一份教育指导员的差事。在路德村的房子——用老头子千辛万苦挣得的两万块钱买来的房子——连同图书、英国的骨灰瓷器和新置的家具等等，都一并封了起来，丢给蜘蛛、鼹鼠和田鼠去享用了！

赫索格一家就这样搬到中西部来了。但在芝加哥住了大约一年后，马德琳觉得实在合不来，决定要求离婚。赫索格不得不同意。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使他深感痛苦。他爱妻子，更舍不得和小女儿分开，但马德琳坚决不愿再和他保持这种婚姻关系，他只得尊重她的愿望。奴隶制早已消亡了。

这第二次的离婚，给赫索格的打击实在太大，他感到自己快要垮了。平日给他们夫妇看病的芝加哥精神病专家埃德维医生，也认为可能他还是去外地走一走的好。于是，他和市区大学校长商量，说一待精神有好转，就会来任教。然后便带着向哥哥瑞拉借来的钱，到欧洲去了。并不是每一个有精神病危险的人都花得起钱去欧洲休养的。大多数人不得不继续工作，每天上班，每天依旧乘地铁。要不就喝喝酒，到电影院干坐着活受罪。赫索格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一个人除非死于横祸，总有一些事值得庆幸的。事实上，赫索格心里的确很感激。他在欧洲也不全闲着。他代表纳拉甘塞基金会在那儿作文化访问，并在哥本哈根、华沙、克拉科夫、柏林、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和耶路撒冷作公开演讲。可是第二年三月回到芝加哥时，他的健康状况比十一月去时还要坏。因此他对校长说，他也许还是待在纽约的好。回到芝加哥后，他并没有去看马德琳。由于他的举止怪僻，她认为对她的威胁太大，因此事先就通过格斯贝奇警告过他，叫他不要走近哈珀街的房子，因为警察已存有他的照片，要是发现他到那个街区，就会逮捕他。赫索格一向不工于心计，所以直到现在他才看清，马德琳为了要摆脱他，事先作了多么周全的准备。在赶走他之前六个星期，她要他以两百元一月的租金，在游艺场附近租了一幢房子。搬进去后，他搭了书架，清理了庭园，修好了汽车房的门，还装了防风窗。仅在她提出离婚前一个星期，她还帮他洗熨了衣服。可是就在他离家那天，她就把他的这些衣服扔进一只纸板箱，然后砰的一声把它抛下地下室的阶梯。她需要让壁橱腾出更多的地方放东西。诸如此类的事发生不少，是悲，是喜，还是残忍凶狠，那完全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直到婚姻的最后一天，赫索格和马德琳之间的关系，态度都是相当认真的。也就是说，双方都能尊重对方的不同意见、性格爱好和提出的问题，并能协商解决。就拿她向他提出离婚这件事来做例子吧。她态度端正，语气温柔，这是她擅长的一套。她说她已把这件事从各个角度考虑过了，结果不得不承认失败。他们已没法再很好地相处下去。最后她还承认自己也有某些不是之处。当然，赫索格对此不是毫无思想准备，可是他原来还以为他们的关系正在改善哩。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他正在后院安装防风窗。院子里的番茄已经受过入秋以来的第一次霜冻。青草长得又软又密，每当深秋早晨，上面挂着根根蛛丝，煞是好看。露水已浓，久久凝而不散。番茄藤已变黑，颗颗鲜红的番茄绽开裂纹。

他看到马德琳出现在楼上的后窗，她正在侍候女儿琼妮睡觉。随后，他听到浴室里的水声。不久，就从厨房门口传来她喊他的声音。湖面吹来一阵风，使赫索格手上的那块窗玻璃也抖索了一下。他小心翼翼地把它靠在走廊的墙上，脱下帆布手套，但没有摘去头上的贝雷帽，好像预感到自己马上要外出旅行似的。

马德琳的父亲是个著名的剧团经理人（有时被誉为美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虽然马德琳恨透了他，但她的这一套本领，想是和那位老人的职业一脉相承的。今天这场面，她就是凭着自己那演剧天才，准备多时才粉墨登场。且看她脚穿长筒黑袜，高跟鞋，衣服的料子是中美洲来的淡紫色印度织锦缎，配上猫眼石耳环，戴着手镯，洒了香水；头发也是新做的，宽大的眼皮上涂着浅蓝色眼膏。她的眼睛是蓝的，可惜色泽被那经常变色的眼白给大大冲淡了。她的鼻子自眉间而下，挺直修长，在情绪特别激动时会微微抽动。但在赫索格看来，就连这一毛病也是可贵的，他对马德琳的爱已近乎把他给征服。她生性专横，他既然爱她，自然只好逆来顺受了。就在那凌乱不堪的客厅里，两个素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面临摊牌阶段——赫索格现在是身在纽约，躺在沙发上追忆这些往事——她的那个“自我”胜券在握（她为这一重大时刻筹划在先，渴望已久，眼看就要如愿以偿，给予狠狠一击），赫索格的“自我”泄了气，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要说他将要受苦受难，那是活该。他恶贯满盈，罪有应得。就是这么回事。

在靠窗的玻璃架上，摆着各种供装饰用的小玻璃瓶，有威尼斯的，有瑞典的。这些摆设是屋子里原来就有的。这时阳光照在它们上面，映出彩霞万道。赫索格看着那波光，那彩线，那光怪陆离、纵横交错的道道霞光，尤其是映在马德琳身后墙上的那一抹耀眼的白光。只听见她说道：“我们没法再共同生活下去了。”

她的台词长达数分钟，措词优美，显见久经排练。而他，看起来好像也对这场演出的开幕等待多时了。

他们的婚姻不可能再继续下去。她从未爱过他。马德琳这样对他说。“我不得不对你直说，我从未爱过你，这是痛苦的。而且，我以后也决不会爱你。”她说，“因此，我们继续这样相处下去是毫无意义的。”

赫索格说：“可是，马德琳，我确是爱你的啊！”

他这么一说，马德琳顿有所悟，优越感上升，渐渐喜形于色。她变得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她的眉毛，她那拜占庭式的鼻子，上下抽动，真是眉飞色舞。红晕从她的前胸、咽喉一直泛上双颊，越来越浓，那对蓝蓝的眸子，显得更美了。她欣喜若狂，如醉如痴。赫索格突然想到，这是她把他打得如此惨败，她的虚荣心得到如此充分满足后，把她风发的意气横溢到她的才智中去了。他意识到，他这是在目睹她生命中最辉煌的一刻。

“你应该继续保留着这种感情。”她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心话。你确实是爱我的。但我想你应该明白，承认这次婚姻的失败，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丢脸的。我把我的一切都贴进去啦，我已经被这件事搞垮了。”

搞垮了？她还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哩。看她那样子，真算得上一位演员，只是激情更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