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文化精神的演变

引论

*章 西汉儒生“圣王”理想的破产

*节 西汉元成之际儒生的政治作为

第二节 “禅让”：儒生为政失败后“圣王”理念之高涨

第三节 王莽禅汉：“圣王”理想的*与覆灭

第二章 儒生和东汉帝王对王莽事件的初步反应

*节 两汉之际的“王命论”思潮

第二节 东汉帝王对王莽事件的初步反应

第三章 《白虎通义》：“王命论”成为“王圣”意识形态

*节 以权力意志正经学、谶纬——论《白虎通义》的意识形态性

第二节 论《白虎通义》的“王圣”话语体系及其言说策略

第四章 “王圣”意识形态下的经学变迁

*节 今古文经学论争

第二节 今古文经学论争中的东汉《春秋》学

第五章 “王圣”意识形态下的思想发展

*节 王充对“王命论”的接受及扩充

第二节 王充的“疾虚妄”——宿命论下的知识兴趣

第三节 东汉末的批判思潮及其思想格局

第六章 “王圣”意识形态下士大夫的人生转型及文学新变

*节“王圣”意识形态下东汉士人的新处世法则

第二节“王圣”意识形态下的东汉文学新变

余论

附论：“知大体”——论桓谭对王莽新政的反思

参考文献

后记

余 论

　　至此，笔者梳理完了两汉文化精神从“圣王”到“王圣”的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笔者紧紧围绕着“王命论”这个思想命题来展开论述。正是因为士人的政治理念从公天下转向了“王命论”，才导致了两汉文化精神的演变。 “王命论”的思想史价值并不高，它充满宿命论的神秘意义，把人事归之于不可知的命运，消解了人类对王权的拷问权力。除了有利于维护现实帝王的权威，它对人类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终极目标贡献无多。可以说，由公天下到“王命论”是士人精神史上的一次倒退。倒退的原因何在？ 具体是怎么引起的？ 倒退又体现在哪些地方？ 这是笔者在写作过程中不断追问的问题。

　　在本书的前三章，笔者梳理了士人政治理念由公天下向“王命论”的转变过程。 认为由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局限，儒生走上权力舞台后无法承担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责任。礼乐改制失败后，儒生又在理想主义的鼓舞下鼓吹宿命化的禅让，*终呼唤出王莽政权，制造了更为沉重的历史灾难。王莽失败导致儒生理想主义的消退和“圣王”理想的破产。 儒生们不能够清醒深刻地反思历史，而走向了神秘宿命的“王命论”，其核心是一家一姓之私天下观念。 后汉的权力者迅速发现了这股思潮宣扬维护刘氏王命的价值，将其打造成了以“王圣”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 总之，儒生政治理念从公天下向“王命论”的转变，起于代表公天下政治理想的王莽之惨败，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们找不到实现政治理想的客观途径及保障力量，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在后三章，笔者讨论了“王命论”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导致的经学、思想、士人人生形态、文学的一系列变迁。 具体来说，经学在今古文论争的发展过程中被深深地打上了“王命论”的烙印。一方面，古文经为立于学官，开始向权力者谄媚，宣扬其构建意识形态的功能；另一方面，今文经为保持其学术地位的优胜，也开始向权力靠近。*终，经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附庸和学者自娱的玩意儿。思想史在“王命论”的笼罩下走向平庸，王充将人生的穷达完全归之于命运，为颂扬时代圣明与自身坎坷沉沦之间的不和谐找到了合理解释。王符以后的儒法家虽然开始了批判，但是因为“王命论”的私天下观念笼罩，批判的格局甚为狭窄。士人的人生形态则在“王圣”的光环下，走向谦恭自守、追求名节、保身全家，人生理想逐渐从外王转向内圣。文学先是在东汉前期充当宣扬意识形态的功能，歌功颂德，后来在世道崩坏之际，逐渐走向个体生命体验的表达。

　　在叹息东汉思想文化平庸卑弱的时候，笔者又不由自主地以西汉的思想文化为参照系。这是承自先秦而来的上古文化精神，以改造现实为其*旨归。虽然西汉的士人有着历史理想主义的根本缺陷，但是其阔大的文化气象、追求理想的热情、批判的勇气与锋芒，在数千年文化史上异常耀眼。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原君”批判、“亡国”“亡天下”的辨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从先秦到西汉的文化精神辉光重现。这种辉光，珍异卓绝，但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毕竟太过稀少了。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叹：在面对政治权力的时候，中国士阶层过于脆弱，脆弱到不堪一击！尽管他们常常以“治国平天下”作为自身的崇高目标和道义理想，但实际上能达致此功者寥若晨星。他们更多、更经常地充当帝王的臣妾、权力的帮闲。这并非因为他们不具备道德勇气，事实上他们常常为了一个政治目标粉身碎骨，气势慷慨，惊天动地！脆弱的原因在于他们以道德来代替政治、以理想来裁压现实的思维模式，在于历史上的民众没有成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客观性保障力量！

　　沧海桑田，斯人已逝，今天的读书人在感慨历史之余，又当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