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Area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 Distribution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1978—2003年，正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力推改革、全面开放、整体转轨的25年。从质疑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到探索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再到确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这一改革历史命题的破解是亿万人民创造性参与实践的成果。中国25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换与制度创新的变迁过程，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领域渐进性改革的缩影。本书试图描述和解释这一被成千上万人日日更新着的改革实践的内在逻辑力量和新资源配置制度转换的演进过程。 　　本书主要运用制度分析框架，从外生变量（转型期制度环境）与内生变量 （高等教育新制度安排）的相互关系人手，考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变化的初始条件与约束条件，解剖市场微观主体分化、生成、制衡的机理，解释在新的制度背景下新配置方式生成替代转换的合理性。本研究认为，转型期制度创新带给高等教育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稀缺资源配置的供求方式的改变上，而这一改变又是以资源配置微观主体的产权确立、分化与制衡为配置前提，以增量制度创新与存量制度调整的双轨配置路径为线索，以回归的学术力量、重构的政府力量与在建的市场力量三者配置制衡为治理结构；它的配置基础是以分散的个人与组织的多元利益最大化与补偿制衡机制为特征，其配置效率是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新制度重建的速度为标识的。 　　因此，对25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变化过程的研究沿着两条交织的线索展开：一条是把这个过程置身于整个宏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中，从制度变迁特征出发研究资源配置转换的性质、方向与速度；另一条是把配置资源的供求基点建筑在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的个人行为分析框架上。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制度激励的产权基础与治理结构。本书的第四章、第五章及第八章分别从制度环境及制度增量、制度演进等角度对前一条线索进行了讨论；而第三章、第六章及第七章则分别就资源配置变化的初始条件与约束条件对后一条线索进行了讨论。在第一章与第二章提供的制度分析框架中对上述研究问题进行了文献综述与破题分析，在第九章中归纳出六个基本结论，使本书在整体上体现出理论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内在逻辑。 　　本书的主要结论与贡献为：1.明确把改革开放25年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创新过程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整体对待，提出25年的资源总量变化主要是在新制度生成与转换过程中实现的；2.把制度变量引入对转型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研究的理论框架内，指出25年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换的路径、方向与速度深受制度转换初始条件的制约；3.引入制度分析方法，对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演进的基本因素、特征与趋势进行了分析；归纳出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在制度创新上呈现为“大海规则”，在制度变迁上呈现为“微笑曲线”；4.论证了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因，明确制度创新的微观基础取决于一个“好”的市场框架下资源配置主体转换生成的约束条件；5.提出大学组织治理结构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认为有效的大学组织治理结构是置身于市场经济之上的“三种力量”张力与整合的相对均衡。 　　总之，本书提供了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演进过程及其原因的分析框架，从中证实了新配置方式生成运行的合理性。这一研究可作为转型期制度创新理论的一个范例，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及学术研究价值，特别是从中引申出来的政策建议具有较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