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是与诗歌并峰的一种文体。而唐宋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中继先秦两汉之后的又一高峰。明初朱右就曾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文章选编为《八先生文集》，但这一选本早已不传。明代中叶，茅坤编了《唐宋八大家文钞》，由此有了唐宋八大家之说。 　　 唐宋散文处于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承先启后、卓有成效的一个重要变革时期。在它之前的先秦两汉时期，无论是叙事散文还是说理散文，都以其言之有物的厚实和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为后世散文发展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的自觉，一方面使文学从学术中分离出来，使文学自身的价值得到凸现和认同，文学成为个人抒情写意的行为；另一方面就是形成了过于重视文辞、追逐新丽的华美文风。这种华丽空疏的骈体文风一直是唐初近百年文风的主流。到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力矫文坛之弊，提出文以明道，把文体文风改革与政治革新联系在一起，从理论上提出了文道统一，“文以明道”；强调“惟陈言之务去”，反对因袭模仿；重文气，认为作家的道德修养、精神状态决定作品的气势风格，气盛才会言宣。从这一理论出发，韩愈的散文创作实践，无论是说理议论还是记事状物，抑或抒情言志等，都表现出鲜明的形象和磅礴雄伟、自由奔放的气势；柳宗元把寓言发展成为独立、完整、形象的文学样式，其山水游记对自然的幽深洞察、精微刻画更是达到了“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美学高度。 　　 经过韩愈、柳宗元的努力，散文革新终于形成巨大的声势，散体文取代骈体而占据文坛，韩愈也因此而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两宋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发展，但无论是从散文作家的阵容、大家的辈出，还是从文体风格的多样化与个性化方面，宋代散文都超过了唐代。 　　 在宋代散文六大家中，欧阳修是散文革新中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将韩愈的“不平则鸣”发展为“穷而后工”，并强调文学应发挥怨刺作用，要加强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在文风上，欧阳修主张“取其自然，各由其性”，注意到了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作家的个性特点。在他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的感召下，宋初重道轻文和沿袭晚唐骈体文风的两种偏向得到了，修正，一种平易自然、畅达明快、简洁洗炼的散文风格得以确立，从而在韩文的雄肆古奥、柳文的峻切简古的文风之外开辟出新的艺术境界。明末艾南英说：“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这是对宋代散文的贡献、地位的公正评价。而苏轼更是以其才情丰瞻、文采风流而著称。其散文波澜叠出，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因物赋形，因事而论，情、景、事、理浑然一体，布局构思不拘一格，内容丰富而逸趣横生，风格从容自如而活泼有致，文体宜散则散，宜骈则骈，骈散结合，不愧为两宋散文成就最高者。而苏洵也以其纵横恣肆、简劲质朴；苏辙以其疏荡酣畅、境界高旷；王安石以其精悍严密、说理透彻；曾巩以其章法严密、婉柔跌宕的个性化的风格对宋代散文革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此，唐宋散文成为后世一切开笔作文的典范。为此，我以文体文风的多元化、个性化为原则，兼顾文与道的关系，选编了最能代表唐宋八大家最高艺术成就的散文共89篇，加以准确、流畅、简洁的注译，冀望与读者美文共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