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播种

　　1998年1月9日，《联合报》副刊登载龚鹏程教授的文章《知识人往何处去》，是一篇探讨当前台湾知识分子生态与困局的极有力文字，我预想一定会引起相当的讨论。但事隔一个月零九天，直到2月18日，才在《联副》上看到周志文教授自欧洲寄来的“读后感言”——《莫说江山，有国无人谋》。 龚先生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上或居于历史的中心势力，或相信自己应该、也能主导历史的发展，并引领社会的动向。但是现在居于历史中心地位的是官僚和商贾，他们只是利用、雇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已被彻底边缘化，只能在一旁惋叹为什么这个社会要走向他所期期以为不可的深渊。 　　 周先生的看法是：界定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准是能否“仁以为己任”。仁，是道德的极致。知识分子若能不放弃道德理想，在出处去就之间依然坚持某些原则，则知识分子即使不能入主政局，仍然不能算是社会的边缘人。反之，知识分子如果媚世，与现实妥协，整个社会是非不彰、善恶不分，这时他即使身居高位，也不能证明他是社会的真正核心。 　　 龚、周两先生感时伤世，都觉得今天知识分子不能主导社会方向，国家已陷于紊乱，面临危，因而为黎民百姓的祸福忧心。只是周先生更积极地“反求诸己”，认为知识分子如果失去道德理想，那是自辱自残，就怪不得被“边缘化”。知识分子的条件 “道德理想”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一点说，今天的读书人，内在要有怎样的格局，外在要有怎样的言行，才能够资格被称为“知识分子”？我个人认为，至少要符合以下这些要求： （1）关心国家前途和同胞福祉，自认与他们休戚与共，而不是遗世孤立或独善其身。 （2）敢于坚守原则，并有勇气表达自己的主张，不因世俗的压力而畏缩。 （3）有足够的知识以检验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不人云亦云，不萧规曹随，以前瞻性和启发性引导社会前进。 有这些条件的知识分子，还是找得到的，高希均教就是其中的一人。他虽在美国大学教书，但远自1967年即提倡“知识内流”，当年联合旅美11位学者合写了《现代美国行为及社会科学论文集》，可能是海外中华子弟以较有系统的知识回馈 　　母国的第一本书。以后他经常回国研究、讲学、开会，或为政府做顾问；朋友在街头碰到他，常问：“你现在到底在国内还是国外？”他回答：“人常在国外，心常在国内。”因为“心常在国 　　内”，后来就演变成“人常在国内”，办杂志、办出版社、写文章，终于再度归属于台湾社会。 　　 这二十几年来，高教授出版了21本中文书，写了四百多万字。他为什么要这么勤奋地写？他究竟写了些什么？实践检验真理，我们从他发表过的重要文章中，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新观念、新知识 第一，传播新观念：1995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选出“30年来影响台湾的30本书”，其中之一是《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这篇文章于1977年5月27日发表于《联合报》，后来也成为《高希均论文集》的书名。在那个年代，人民都盼望政府做“圣诞老人”，收入要高，缴税要少，物价要低，最好人人都能拿津贴过日子，结果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占了便宜的人最后统统受害。 当时这篇文章像一剂清凉散一样，使政府和人民都清醒了一些。“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成为台湾朝野的共同理解，成为全民追求进步的共同指标。诚如高教授所说的：“影响国家建设的因素，不仅是当前的各种政策，而更在于各种深入人心的理念。”作为一位经济学教授，他自觉有责任把经济知识带出教室，“澄清一些流行的观念，传播一些进步的思”。这么多年来，他长期在这方面努力，写了不少破谬误、改积习的大文章，譬如，《论公立大学学费之提高》、《“爱用国货”爱国吗？》、《做个高附加价值的现代人》、《公事私办》、《不让整个社会变成输家》等等。 　　 第二，追求新知识：人类的一切发明创造都根植于知识。人虽然都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无奈外界物质的诱惑太多，往往腐蚀了一般人追求知识的热忱。高教授坚信“知识远比权力更有力量”、“知识也远比财富更富有”。早在1979年7月21日，他就在《联合报》上发表《分享知识——展开多读书的运动》。他最令人记得的名言是：“书柜代替酒柜、书桌代替牌桌”。他告诉大家书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追求知识不会落空。 　　 以后这些年来，高教授不断推动追求新知，他希望《愿天下人全是读书人》，他敦促《造一座不夜城》——图书馆二十四小时开放，他认为《伟大的领导人常是爱读书的人》，他更毫不 　　客气地发出警告：《远离知就是走近无知》。这些年来，台湾出版业如果有些成就，读书的风气如果稍加普及，高教授的贡献应该受到肯定。希望台湾好第三，追求生活品质：台湾走过筚路蓝缕的年代，经济终于起飞，而跻身“亚洲四小龙”的行列。说得白一点，就是有钱了。不过，高希均教授在美国读书、教书多年，又跑过了世界很多地方，在他眼里，台湾的钱虽然多了，但是生活的品质并未相应地提高，他为生活在这里的人可惜。他提醒大家“生活水准与生活素质”的不同，希望我们《不要做有钱的穷人》。他力主《为下一代子孙的幸福投资》，因为台湾人民所累积的外汇与储蓄，不应当作守财奴式的窖藏。 环顾今天台湾的脏乱、拥挤与无秩序，高教授的呼吁显然没有完全生效。说来很嘲讽，这也许正是他还会继续写文章的“动力”之一 第四，希望台湾好：1994年《高希均文集》第一册和第二册先后出版，高教授为两本书写了序：《缩影对台湾三十年的热爱》。他指出，从求学时代的立志，到国外读书、教书的经历，以及回国想做一点事，他清楚地知道，他追求的不是权位，也不是财富，而是对台湾的关心。 因为热爱台湾，深知台湾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道路上，政府居于关键地位，所以他竭尽所能地为政府提建议、画蓝图；但是遇有批评也直言无隐，不假辞色。他认为，要《对有权力者说实话》、《不要做虚报佳音的天使》。在政府标榜“大有为”时，他阐明《大有为政府之“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但当政府以谨慎从事、不可冒进为理由而“有所不为”时，高教授立即戳破“三思而后行”与“三思而后不行”的表象。对于社会的失序，他指出政府有《太少的公权力，太多的同情心》；当大家都厌恶贪污时，他提醒《决策错误比贪污更可怕》。他的话也许不中听，但“君子爱人以德”，这正是他“报答”台湾的地方。为全中国献计献策 第五，希望中国强：两岸关系的发展前途未卜，有人提出“立足台湾、胸怀大陆”的主张。但高希均教授问：“立足台湾” 　　如何立？“胸怀大陆”怀什么？他认为，为后世子孙提供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是“立足台湾”的积极做法；“胸怀大陆”也不是浪漫的口号，而是要以具体行动转变大陆。作为中国人，他感慨 　　地问：“天下中国人何时拥有中国人的天下？” 回顾50年来台湾发展的轨迹，先是由 一批知识分子，不论他们是在政界、学界或企业界，一起作伙打拼，使台湾站住了脚；而后逐渐发展，终于创造“台湾奇迹”。台湾有了钱，商人地位提高了；而后推行“民主选举”，政客发言权扩大了。这些人虽未必都是“反智”，但很多人确是“轻智”。他们在各方面支配了台湾，驱使知识分子逐渐走向社会边缘，这就是龚鹏程先生所提出的“历史中心”问题。虽然知识分子已不再那 　　么受重视，虽然降志辱身的知识分子也不少，但是像周志文先生所说，“不放弃道德理想，在出处去就之间依然坚持某些原则”的人，还是有的，譬如高希均教授就是。他这么多年来始终如一地提倡新观念，阐扬新知识，督促台湾更进步，并为全体中国人的未来定计献策，可说尽了知识分子的责任。 中国百年积弱，第一次由知识分子领导的现代化运动，应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戊戌百日维新”。戊戌年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在北京“保国会”发表演说，谈论欧西各国的立国之道。针对中国瓜分豆剖的危难，康氏说：“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又谓：“果能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台湾前途何在？整个中国将来要走到什么地方？在在都使人悬念。作为引领社会的知识分子，实在没有消极的权利，人人都应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而为。承认了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理解，高希均教授二十年来的四百万字，应 　　该说写得不是那么轻松。“有内容的行云流水” 高教授的文章以发表在《联合报》者为多。尤其在他创作力最旺盛的“白吃午餐年代”，也正是我在《联合报》编辑部工作的时期。每读他的文章，我就有一种感想：学者虽有知识的基础，但写出的文章往往艰深聱牙，叫人读不懂；记者的文章虽比较流畅易读，但常有训练不足因而深度不够的毛病。高教授的文章则是两者的中和，是大数加小数除以二，是有内容的“行云流水”。他为什么能这样？过去我一直弄不懂，这次为了写这篇“读书报告”，重读了他的几部著作，终于找出了原因。 　　 他在《高希均文集》自序中说道：“重读这些文章，感触多，兴奋少。旧文章仍有新价值时，与其说作者有远见，不如说他有远虑。”“远见”是对国家前途的瞻望，基于知识，是理性的；“远虑”是对同胞的关怀，基于爱心，是感性的。任何人写文章，都必须是知识加上爱心，文章才能真正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