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人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组编

　　经过半年的收稿、审稿，《人大法律评论》2011年卷第1辑终于面世了。在这半年中，我们一共收到二百余篇稿件，从中遴选出十五篇稿件组成本辑《评论》。本辑作者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南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以及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地区“司法院”。在此，我们向所有作者、读者、编辑、匿名审稿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韩大元教授、胡锦光教授、尤陈俊博士、余履雪博士以及法律出版社刘文科编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本辑“论文”栏目共选入六篇文章。莫于川先生的《中国规制改革的若干地方经验及其背景分析》一文试图从“地方经验”出发探讨我国行政规制改革的未来出路，并在行政民主观和依法行政理念的指引下，逐步转向民主行政、科学行政、法治行政、服务行政转变。袁立先生的《从社会国原则谈劳动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则从宪法的角度分析，劳动权是社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仰赖于国家给付义务；作为社会国原则具体展开的社会权，其核心即国家给付义务。李运杨先生的《侵权损害赔偿的经济学分析》则试图从方法论上创新当前的研究方式，从经济学角度对侵权损害赔偿进行分析，认为侵权损害赔偿赔偿可以分为补偿性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刘广三和庄乾龙先生的《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因恶行而失权——以证人不出庭作证为视角》对传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护提出质疑，认为刑事诉讼中证人因被告人的恶行在出庭作证有危险的情况下，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由此产生的庭外陈述具有证据能力。谢俊女士的《临时性救济程序功能的比较研究》则通过对德日、法、美、英等国临时性救济程序的研究，认为临时性救济分两个功能层次，第二层次突破了传统临时性救济“附属性”特征，具有确保现在利益与暂时实现权利的功能、证据保全功能、纠纷解决功能。王庆廷先生《隐形的法律——行政诉讼中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异化及其矫正》一文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对行政诉讼中的规范性文件的异化进行分析，在行政诉讼实践中，由于法官疏于审查，使得其他规范性文件异化为“隐形的法律”。 　　本辑“评论”栏目共选入六篇文章。戴玉忠先生的《科学立法语境下的刑事立法协调》对当前刑事立法中的“混乱、脱节”进行分析，并指出要按照“科学立法”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完善刑事立法。郭世杰先生的《醉驾行为刑法规制的体系性思考》一文从刑法的“社会危害中心论”出发，探讨了我国醉驾行为如何进行体系化的刑法规制。孙道萃先生的《质疑刑法“事后法”》则对刑法“事后性”提出质疑，从刑法立法的“超立法原理”与具体刑事立法活动相分离、制刑罚权的契约性、刑法的谦抑性精神等方面进行论证。有关检察权的争论从未停息过，有学者认为检察权是行政权，也有学者认为检察权是司法权，也有学者认为检察权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还有学者认为检察权是我国独有的法律监督权。但在这众多的学说中，迄今并未形成一种通说。蒋清华先生的《检察权性质的“法律监督权说”驳论——从科学划分国家权力的角度》一文对当前实务界盛行的“法律监督权”说提出质疑。晚近以降，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开始进入西方人的视野，逐渐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法律的研究。卢红妍和刘志松博士考察西方人对中国法律的研究，希冀有助于我们反思中国法学，为中国法学探寻一条出路。黄立先生的《德国民法修正后医疗纠纷的现况分析》从德国民法修正后的医疗纠纷实际出发，分析了德国修法后医疗纠纷的重心从侵权行为法转向为契约法，并进而分析了我们吸收借鉴的路径。 　　在“译丛”栏目，牟宪魁和王琦翻译了日本学者居石正和的《近代日本的城市化浪潮与土地征收》，文中作者集中讨论了土地征收工程的发起人、工程费用负担人、征用权人、损失补偿义务人里面谁应该作为被告的问题。孙新强先生翻译的美国学者约翰?杜威的《逻辑方法与法律》是在美国形式主义法学发展到登峰造极各种新思想奋起反击的背景下写出来的。杜威教授站在哲学的高度阐述了逻辑方法与法律的关系，在哲学上宣判了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法学的死刑。文章虽短，但深深影响了美国当时的现实主义法学和后来的新实用主义法学。本辑“如论讲堂”选取的是王雷先生对台湾地区“司法院副院长”苏永钦教授的访谈录。本期访谈录主要集中于台湾地区司法改革、法学研究方法以及民法规范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