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 脚印

她还是劝我，我说： “好吧，让我想一想。” 我给了她地址，就分手了。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她就从武昌赶到汉口找上门来。 出版社的几个年轻小伙子，看到忽然来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找范用，非常惊异，他们从未听我说起过汉口有熟人。 她来找我，还是想拉我去演剧队。我告诉她，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我担心演剧队是否能够干下去，我不愿意过流动的生活，只想待在一个地方。我一再解释，无论如何请她原谅。 她失望地走了，再也没有来过。 不久，有人告诉我，她和一位编辑结伴去了延安。这位编辑我见过，在一个周刊编辑部工作，写文艺评论，兼做校对，常常来我们出版社，穿着长袍，左手插在西装裤里，腋下夹着一卷校样。他译了一部苏联人写的理论书，看书名是讲恋爱问题的，其实是用新哲学观点分析家族和婚姻的进化的书，粗心的读者买来看，以为书里面有什么“恋爱经”。五十年后，这位编 辑居然成为理论家。 这位革命女性，后来我听说是延安的活跃分子。是的，她是那么热情，对未来充满梦想。一九四二年，何其芳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轻轻地从我琴弦上 失掉了成年的忧伤， 我重新变得年轻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 那年代，多少少男少女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都在忘我地追求。我在重庆读到这首诗，自然而然就想到在遥远的北方的她，我默默地为她祝福，又在内心里感激她。 我想，如果听了她的话，我会走上另一条路去演剧，甚至跟着她去延安，她会不会又成为我的另一个“姐姐”?很可能，不过那只能是革命大姐。而我这个人，用我女儿的话来说，是“小资味”(那是“文革”初期，她一心想当“红卫兵”的时候说的，后来不说了)，想改造自己，洗刷这股“味道”，即使有主观愿意，有颗虔诚的心，也会吃力得很，准会磕磕绊绊，得老实承认这一点。 解放以后，听说她在南方，在一个省的文化部门工作，已经是一个资深的领导干部。 “文革”期间，我被关在“牛棚”里，有一天，一位难友说，在小报上看到，她被揪出来了，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和一位著名的粤剧女演员跪在马路上。 我不敢想像她是否经受得起这种残酷的折磨，这种野蛮的人身侮辱。我也跪过，被强迫跪在操场上，人们以为我会想不开，过不了这一关，会成为“自绝于人的狗屎”。她是个女同志，一个爱体面的人，会怎样想呢?透过窗户，望着蓝天，我的心怎么也半静不下来，上苍啁! 过了六年，“四人帮”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扫进了垃圾堆，真正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她的老伴调来北京，成为我的上司。我们闲谈，说起汉口的这一段往事，我告诉他，在你之前我早就认识她。多少年来，尤其是“文革”期间，我很怀念她。 不久，她从南方来北京治病，我们见了面，她已经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大姐，讲起话来，不像从前那么轻快，也不像从前那样总是带着笑容，一句话，在她身上已经找不出丝毫青春气息，像我当年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 可是，虽然如此，我听得出来，她还是个对自己的信念十分虔诚的革命女性，她说要去瞻仰毛主席纪念堂，了却一桩心愿，我陪她去了纪念堂，这时我感到站在面前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革命大姐”，在党内，我们有多少这样的大姐啊! 曹孟浪兄告诉我，她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参加演剧活动，因为闹学潮被开除，只好跑到上海去，那时才十几岁。 一九二七年北伐时，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中国曾经出现一大批叛逆的女性。抗日战争时，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又出现了一大批革命女性，我就见过好几位。她们大多饱经风雨，在政治浪潮中沉浮，从无悔意。现在年轻人听了，或许会感到不可理解，但这毕竟是历史事实。难道真的如《路加福音》说的，她们“要努力进窄门”?她们之中有人可能读过屠格涅夫为 苏菲亚写的著名诗篇《门槛》，我在年轻时读这篇散文诗，不也激动不已? 两年前，得到消息她去世了。我发了一个唁电，只有一句话： “亲爱的大姐，感谢您在我年少时给予的鼓励!” 因为写错了地址，电报被退回来，那么，就让它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吧! 回顾这一代人走过的道路，会有许许多多想法。一场噩梦之后，人们对生活重新拾起希望，然而，我以为更重要的是需要思考，因为要真正在思想上走出噩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九九三年八月八日，立秋后一日 [附记] 二○○一年，王晓蓝来信，寄来母亲田蔚的照片。来信说：“我姐姐王晓吟一九九四年拿回来一本《随笔》杂志，看了其中您写的《邂逅》一文，才知道您认识我母亲的事。后来我又买了《我爱穆源》，这篇文章也收入在内。从您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您是一个重感情念旧的人。我很理解您的感受。感谢您对我母亲的这份怀念之情。我窃想假如您当年参加了演剧队，甚至去了延安……您的小资情调一定会让您在历次运动中大吃苦头的，还是不去较为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