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研究(1949-2002):基于经济思想史和法经济学的视角

对国有企业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既可以从宏观上研究它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又可以从微观上研究它的组织构架和组织效率。本书试图从国有企业的微观构造上研究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对比传统国有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组织构造的异同。国有企业是一种组织类型，它的管理和参与主要由自然人来担任。当这一组织的自然人的目标与组织目标发生冲突时，如果没有一定的机制对这种情况加以约束，就可能发生组织目标异化问题，或者发生自然人行为异化问题。现代企业制度同样存在组织目标与自然人目标异化问题。为什么在现代企业制度里，这些异化能够自动得到校正呢？笔者认为，对比国有企业组织目标与自然人目标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中组织目标与自然人目标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本书旨在研究国有企业的组织目标与自然人目标之间的冲突及其校正。这实质上是研究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即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因为信息优势有效地控制了国有企业后，出现了管理者与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利益函数不一致的情况，也就是日本学者青木昌彦所说的内部人控制。青木昌彦（aoki）认为，内部人控制是经济体制转轨过程所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的从计划经济制度遗产中演化而来的。青木昌彦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欧和东欧的国有企业，认为那些搞计划经济的国家，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国有企业实践后，计划经济使其国有企业处于停滞和倒退状态。由于计划经济的被迫转型，在国有企业的管理上出现了权利的真空，国有企业的经理和职工，有时还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因此获得了很大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即国有企业的内部人实际上控制了国有企业。所以，本书将从以下几个章节对国有企业的内部人问题和控制内部人控制进行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考察。 第一章交代了本书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结论。 第二章对西方的内部人控制思想即代理人问题的文献进行了述评。在西方的企业制度里，同样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其学术术语是代理问题或“经理主义”。这一问题首先被斯密发现，后被伯利和米恩斯重新论证。他们认为在分工深化的今天，所有权与代理权分离是企业内生性的制度安排，而要让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趋同化，得从产权和市场机制上进行完善，其完善的路径取决于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边际价格。 第三章对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产权学派及其政策主张进行了学理归纳。产权学派共同之处是认为组织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国有企业这一组织的产权构成。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特征是其外部性不能内部化或者在内部化过程中成本高昂，因此，产权学派的专家学者认为要搞好国有企业，必须从国有企业的产权革命开始。 第四章对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市场学派及其政策主张进行了学理梳理。市场学派之所以叫市场学派，是因为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缺陷不在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构造，组织的效率与产权构造无关，而只与竞争的充分程度、平等程度相关。市场学派的主要学术观点是组织的效率取决于竞争是否充分。基于此，他们认为要搞好国有企业，务必要让国有企业剥离政策性负担，要让国有企业与其他的企业充分展开竞争。 第五、六章回顾了我国政府对内部人问题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通过五十多年的政策变化，笔者发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取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国有企业一方面进行了产权改革，一方面又引入了市场机制。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通过产权的再造以及市场交易机制的引入，其调整的边际成本缩小。 第七章是本书的三个结论。笔者对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后，认为国有企业在克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上，已经改变了过去的做法，现在正从下述方向发展：第一是我国的国有企业控制内部人控制，正从以强调委托人来控制内部人控制逐渐转到强调以代理人来控制内部人的思路上来；第二是我国的国有企业控制内部人控制，正从以政府为主的单边控制转到了以政府和其他的产权主体以及市场中的其他主体共同治理上来；第三是我国的国有企业控制内部人控制，正从传统的静态控制向动态控制转变。这些变化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二十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取向和国有企业的产权再造。 笔者认为本书有三点创新： 1.在方法论方面，运用制度个人主义的方法和经济的法学分析方法来对史料进行分析和整理。制度个人主义方法不同于整体主义方法，也不同于个体主义方法，它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工具的具体运用。经济的法学分析方法是以法学的视角来透视我国的有关国有企业控制内部人控制政策。 2.在观点方面，笔者在对史料进行抽象和归纳的基础上，提炼出“市场学派”和“产权学派”概念。结合国有企业治理铡度的变迁，考察了古典契约与关系契约的关系，提出“关系契约的古典品质”这一新概念，发现了关系契约的又一品格。这对国有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治理，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3.在体例方面，本书从思想史和经济史角度系统地整理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史料，这种整理，在国内还比较鲜见。 因为时间、选题和学识所限，本书对国有企业的宏观效应没有进行研究，对交易费用的社会功用也没有进行研究，这是本书最大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