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风管窥

　　我是一个来自齐鲁大地的游子，与彝族文化结缘纯属偶然。 　　 1966年，在一个边疆小县的县委宣传部当名小干事。平时喜欢写点豆腐块文章，有时胡诌几句打油诗，见到古墓、古碑、古迹总要去看看，抄记点什么，是废品收购站的常客，还爱向些所谓“出身”不好的老先生请教，加之又爱开玩笑，什么“我老啦”， “晚霞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等等。于是，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骤起，批判、横扫的第一轮冲击波首先指向我这个承蒙抬举的所谓“文化人”。霎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墙上贴满了，会议室拉起一根根挂大字报的铁线，大院里大街上竖起了一排排贴大字报的篾笆；会场上口号起伏，唾沫喷到脸上。好像除了“帝国主义”以外的所有反动帽子都戴了，整整56天的批判斗争，把我整得晕头转向，一下子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忍受着心灵的摧残和煎熬。 　　 尔后，可能是好心领导的安排，把我安插到一个边远贫困的山村当“学习队员”。怀着极度悲观的心情，站在卡车上迎着初冬夹带着碎米雪的刺骨风雨，汽车颠簸了4个小时来到一列巍巍大山的山脚。一位赶街卖柴的彝家汉子接过我简单的背包放在马上，又接过行军壶灌满了山箐水，步行两个多小时终于登到山巅，进到了弥勒县五山区的大麻配村。这是个阿哲人(彝族支系)聚居的山村。房东杨正科(共产党员)在堂屋厦子的左侧立了一排木桩，捆扎了一排玉米杆作挡风雨的墙，地上钉了四根桠杈，担上木棍，用枝条绑扎了一张床，铺上已晒干的山草，解开背包就算安顿了。十岁的小姑娘亚丝咪(我始终没有弄清她的名字)用木盆端来热水，害羞地指指脸又指指脚，话听不懂，意思叫我洗脸、洗脚。 　　 这里的条件是艰苦的，全村只有一个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约三亩大的水塘。上角有石阶是村民挑水饮用的地方；下方一角是牛羊饮水的去处：中间一角有石板，是妇女们冼浆衣裳的地方。这里是高寒山区，只生产苦荞、玉米、洋芋、红薯，蔬菜是荞叶、薯叶、南瓜和野菜，进村后，所有的阿哲人都是友好的，见不到歧视、仇恨、咄咄逼人的冷眼，听不到“打倒在地踩上一只脚!”“不投降就死路一条!”在心灵上抽鞭子又撒盐的吼叫。乡亲们投给我同情关怀的目光。那时干集体，头天下晚队长分工，第二天学大寨看行动。因我初来乍到，照顾我和老人妇女们一组，往地里背肥料，妇女队长把我装满肥料的背箩倒掉一半，递到我的背上。天还不亮，跟着人们匆匆行进在山间小道上。几乎每天，半路上总有人送给我烧熟的红薯或洋芋。 　　 深山中的阿哲人生存条件是恶劣的，但又是善良乐观的。每当夜幕降，临，村头燃起篝火，月琴、竹笛拔起撩人的旋律，青年男女拍手起脚围圈歌舞，古老悠扬的琴声伴我进入梦乡。 　　 这是我的“世外桃园”。在那人性被摧残、扭曲的年月，彝族父老兄妹给了我一处幸福的港湾，他们敞开善良宽阔的胸怀接纳保护了我，抚平我心灵的创伤，重新燃起了生存和奋发的希望。古老奔放又有神秘感的彝族文化深深感动着、吸引着我。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机会去接触彝族文化，直到又过了二十多年，春风把我这片树叶吹落到楚雄这块彝族文化的沃土上，激励着我去感受、去探索彝族文化的奥妙，启迪我浮浅的思维。幸好，在我退休之后，有那么多热爱彝族文化的领导、师长和友人，给我创造了那么多深入彝山学习探索的机会。 　　 我的学识是浅薄的，手中的笔是如此笨拙，所写的仅仅是我的感知。 　　 今天，终于能够把她献给我眷恋的彝州大地和始终关爱、鼓舞我前进的彝族父老乡亲。 　　 这是一个夙愿，一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