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mind always in motion:Emilio Segre

因为我有车，我们可以去那些没有车就去不了的地方。1927年5月底，我、恩里柯和拉赛蒂去阿布鲁齐的卡斯特尔山（CasteldelMonte）。从那里，我们沿着山脊爬到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大萨索峰（GranSasso）（现称科尔诺山——译者注）。这次远足约两三天时间，需要在露天睡觉。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的友谊发展很快。那以后不久，拉赛蒂就把我介绍给费米。 他们两人正在找学生，而我正在找老师，我们不谋而合。7月底，我和拉赛蒂到意大利中部，沿着利里河峡谷步行到佩佐达塔山（pezzod’Eta）。这是一次很美的、较长的旅行。这一偏远的峡谷深而长，人烟稀少，有保存完好的白蜡木、橡木和枫木林。近几百年来意大利的森林被破坏，而这里保存了部分意大利原貌。接近山顶时，拉赛蒂开始寻找一种小小的Bythinus类昆虫。这种昆虫生活在树皮下面。他将它们吸人随身携带的小玻璃容器中，带回去扩充他那著名的甲虫收藏。同时，他大声地教我统计力学和玻尔兹曼分布的原理。他声称，除了费米和他本人外，意大利所有的大学里没有一个物理学教授熟悉这些理论。在佩佐达塔山上，我还学到了一些变分法和分析力学。我很喜欢这些新奇的讲课，回家的路上做了笔记。 几星期后，我和费米、拉赛蒂和几个年轻男女去奥斯蒂亚旅行。费米谈起物理并问我都了解些什么。他让我计算一根粗绳子垂吊时产生的振动。我的答案让他很满意。我们的友谊从此开始。 1927年夏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开着我的车去了阿尔卑斯山脉的海伦斯山（Vald’Herens）。路上，我在热内亚附近的里维拉作短暂停留，与J利娜塔打声招呼。她是我既爱又恨的女朋友，正在那里度假。我们一行人中有乔万尼·恩里柯、拉赛蒂、费罗一卢兹、皮埃罗·弗兰切蒂（恩里柯的表兄弟）和我。我们在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里住下，从那里开始了困难的登山：有布格廷峰（DentsdesBouqeetins），海伦斯峰（DcntdHerens）以及其他山峰。我有一本指南书，并按照它认真地研究登山路线。这是很明智的做法，但我太拘泥于书本，因为我经常会说：“书上说我们在这里应该看到一块牌子，注明某人死于此地。”朋友们常拿此开我的玩笑。但是，在登山时找到记号和关键的地点可以帮助我们到达目的地。有一次，我们遇到了雷电风暴，我们用来凿冰的斧头上冒出了火花，头发也竖起来，那种景象既壮观又可怕。 那个夏天，我第一次感受到拉赛蒂的令人奇怪、几乎是病态的怪僻。无论是天黑、有雾或其他原因，只要有机会他就甩开同伴。事后他又很得意，好像是在开玩笑。对于这种行为，心理学家倒是可以考察一下。 我们从海伦斯山出发，穿过图南奇山，于1927年8月4日从那里开始攀登马特宏山。天气曾一度威胁我们，但我们趁一阵天晴，从布鲁伊尔赶回。当晚在卢吉．阿米多．萨沃伊小屋过夜。第二天终于在严寒和大风中登上了山顶。我们从瑞士一边下山。住在索尔维小屋。那一年，山里的冰雪条件很困难，我们韵登山绝不轻松。在布鲁伊尔时，我们遇到了阿布鲁兹的公爵，他是意大利国王的表兄弟、同时也是著名探险家。还遇到了著名作家和登山家贵铎．雷。贵铎．雷请我们到他的别墅喝茶并送给我们一些照片。二战以来，布鲁伊尔也因建了很多建筑和来 往车辆而变得面目全非。我们那个年代，最好走的路就是以图南奇山为起点的一条骡子小道。 登完马特宏山后，我在奥斯塔遇到了克劳迪奥伯伯，他碰巧在那里开地质会议。我陪他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他从一个地质学家的角度给我介绍这里的地貌。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堂富有启发和令人着迷的课。不知道为什么伯伯从前未带我进行过实地考察。不幸那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们一起在奧斯塔时，克罗蒂奥伯伯得了轻度中风，开始时并不严重，很快就恢复了。但回到罗马后，他又有几次中风，一次比一次严重。1928年3月18日他去世了。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的逝去，那种情景令人终身难忘。从前面所写有关他的部分中可以看出，他的去世对我是多大的损失。 9月，我从奥斯塔去科莫参加纪念伏打逝世一百周年国际物理学大会①，伏打是1827年逝世的。不必说，我没受到邀请，因为我当时连物理专业的学生都不是。但我想，只要脸皮厚一点，跟在拉赛蒂后面，而拉赛蒂又跟在费米后面，我也许能够进去听一些讲演，了解一点情况。此法果然奏效，除了听讲座外，我还收集了一些发给与会代表的免费出版物，特别是贝尔电话公司K．K．戴罗写的一系列关于现代物理学的优秀文章。在开会期间，我仔细地读了这些文章。 很多著名物理学家出席了会议，有马克斯。普朗克、恩内斯特·卢瑟福、尼耳斯．玻尔、罗伯特·密立根、沃尔夫刚。利和沃纳·海森堡。爱因斯坦因不愿意来法西斯意大利而没有到会科宾诺、奎利诺·马约拉纳(埃托瑞的叔叔)、费米以及其他几个人代表意大利。很明显，在外国与会者眼中，费米是意大利人中唯一够份量的代表。主办者的接待很豪华，还安排了高标准的旅游。科宾诺私下评论说，意大利应该更多地展示物理学而不是慷慨的接待。它不应该自欺欺人地以为主办一次会议就可以代替科学成就。代表们从科莫去了罗马，墨索里尼接见了他们。 我在会上的所见所闻使我的决定天平从工程学向物理学倾斜。春天在与拉赛蒂和费米的结识中使我确信我面前摆着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可以学习物理，将来从事物理工作。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那些比我只大一点的年轻教授没有把我当一个新生看待，而是把我看作将来的同事。他们愿意让我马上使用物理系的实验室，了解他们的工作并帮他们干活。我还想得到什么呢? 回到罗马后，我开始定期地去坐落在帕尼斯佩纳(Panisper—ha)大街89号A的物理学院。我的导师们穿着不太干净的灰色长褂，至今我还能记起这种衣服特有的气味。他们告诉我实验的目的、所使用的技术和会出现的结果①。 那时我自己读了很多物理学方面的书，已学到经典物理学的中级程度。由于大学的数学教育很好，我的数学很不错。我对化学也略有所知，在工程学院时，我曾在一个很好的分析化学实验室工作过。我的实践经验来自于用非专业设备所做的业余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