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先声：费孝通的政治经济学与类型学

目 录

《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 1

托尼的乡土中国重建方案与青年费孝通的三次系统回应 28

“新战国世纪”与“新圣贤”——费孝通先生晚年的世界秩序观 63

重返“土”范畴——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 84

理解费孝通的研究单位——中国作为“个案” 119

费孝通先生的城镇类型观——兼论小城镇与城乡协同发展中的区域道义 140

漫谈费孝通先生在中观层次上的一些类型学概念 170

附 录

工业民族志的魁阁学统及其对全球化的回应 209

从“不在地主”到“不在农民”——百年中国乡村困局与嵌入式的乡村振兴 234

参考文献 251

前 言

潘光旦先生曾将天下学问的变化视为一个类似于“梭子形的公式”：起初笼统单一，中段分化复杂，末了又归于新的笼统或综合。不同时代的学问如水一般，或化分为“派”，沟壑纵横；或综合为“汇”，江河聚海。在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所作的序言《派与汇》中，潘光旦对费孝通不吝美言，但时刻提醒费孝通，不要因为保持“派”的立场而忘了“汇”的综合。功能主义的学问有其磅礴之处，但大庭院也可能有小气象。潘光旦先生不断告诫，在学派林立的时代，无论是社会思想研究者还是社会理想主义者，应该结合各家短长，共工合作，融为新“汇”，开新人文精神风气研究之先河。要祛除天下思想派系分流之弊，“关键均在一个汇字，治标的路莫忘旧汇，治本的路是寻求新汇”。没有对往届旧宗的真正尊重，就难以有锋利的新锐远见；没有对新时代进行综合的勇气，就难以呈现总体性的社会文化知识。关键的是，理论与思想的分歧即使再多，只要在产生分歧的同时，不忘合作，既发展自身又顾全别人的努力与观点，就有可能汇合一个新的人文时代。潘先生作为费先生的老师，将对学生的批评隐于期盼之中，这种师情友谊，可谓真兮切兮。而费孝通先生也未负潘望，他一生保持学术丰产的同时，时刻秉持潘光旦所追求的中和位育以及新人文思想，筚路蓝缕，在寻求富民道路的同时开启了文化自觉的时代。只要翻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界、民族学界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费先生的学问已成为时代之汇了。哪个研究者不在自己的文献回顾部分引用几句费孝通的话呢？

费孝通先生去世之后，中国学术界对他的态度似乎又在验证潘光旦有关天下学问的规律性总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的趋势体现于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对费先生的赞美与继承以各种形式涌现。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者继续引据费先生的概念与思想，但有不少形式主义的文献回顾者将费先生置于脚注或参考文献里，而不顾其内在的逻辑理路；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与费先生有关的论坛，这些论坛就像年度祭祀仪式一样跟随主流声音的节奏，不断抬出费先生来巡游，当然其中不乏洞见；还有一些文本阐释者与实践方案的继承者更多的是在学术舞台的背后耕耘，敬惜费先生留下来的字纸，寻求新的理论突破与实践路径；此外，希望与这位学科先贤对话的青年学者越来越多，费先生的文本不断被搬演，但阅读的态度不尽相同。另一方面，费先生去世之后，各种唯我至上的解释路径不断地对费先生的学术体系进行“靶向”批判，“费孝通为什么不关注这个问题”“费孝通没有注意到那个理论概念”“费孝通忽视了不该忽视的问题”……通过张扬费先生的“缺漏”和自我的光环，俘获身处历史迷障中的观众。

对费先生的批评或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但他的去世似乎构成了一个分水岭。1949 年以前，费先生就曾围绕乡村建设与民族国家问题，与一系列学者有过直接的论争。此后，埃德蒙德• 利奇与莫里斯• 弗里德曼在方法论上的评价构成了全球学界关注的学术事件。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当东亚社会学界对费先生一片叫好声时，日本学者横山广子就直接对话费先生，过度的乡土意识不是一种现代性自觉，应该“离开土范畴”去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现代化方案。在费先生晚年尚属思维敏捷的时候，这样的对话声音很稀缺。新的世纪开启后，我还在大学里读社会学本科专业，清楚记得费先生是课堂上、文字中、会议里不断被搬演的学术神话，虽然彼时费孝通尚在人间。但自2005 年之后，中国社会学界才开始“积极”地与费先生对话，一系列有关“新乡土中国”“后乡土中国”“告别乡土”“走出乡土”的研究不断登场，但很遗憾费先生已经去世，回声有限。但为什么在费先生去世之后，我们的对话者、批评者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呢？

“赞美”与“批评”的声音重新在历史中分流，像笔者这样的学生娃或年轻学者，就在这些分流之声中聆听、呼应、喝彩、批判，却经常缺少对费先生总体文本的系统阅读与反思。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后生来说，缺乏与这位隔代大师的直接互动，也没有各种鲜活的记忆叙事，除了聆听“50 后”“60 后”的老师们说费先生过去的故事之外，理解费孝通的*好工具只能*阅读他写作的以及与他有关的文字。虽说罗兰• 巴特、米歇尔• 福柯宣称“作者已死”，从而“怂恿”读者去构建后现代时代的主体性。但是，如若忘了“旧汇”，没有对传统与现代的认识基础，建构从何构起？

业师麻国庆教授经常告诫学生，要从整体的视角看待费先生一生的学问。麻老师将费先生总的文字综合为三篇文章，分别是从汉人社会、民族地区以及全球化三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中国社会与新的时代。这种思路与王铭铭教授的“三圈说”有异曲同工之处。麻老师有关“三篇文章”的说法直观地体现了费先生的整体研究历程，以及汉人社会、民族地区和全球社会的跨区域互动体系。我在关注珠三角这座世界工厂中的“代耕农”群体时，麻老师就不断提醒我要去注意费先生的村庄土地研究是如何兼顾文明的内发视野与全球化政治经济体系的接榫过程。这让我在面对快速流通的工业商品、流动的劳力以及不断流变的地权问题时，能够同时坚持文化价值论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去解释流动与跨界的现象。

总之，本书所收录的文章都是近几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期间的阅读产物。每篇的写作都需要极为愚笨地看一遍《费孝通文集》以及相关的一些文献，才能整理出思路。没有阅读，就无从梳理，无法动笔。因此，笔者自认这些文章的创新性有限，前辈、同仁的文字启发是本书的基石，笔者在本书中彰显的主体性确实极为微茫。如果读者能够耐心阅读，笔者将非常感激。本书所收录的部分文章曾见诸报端，非常感谢《开放时代》《思想战线》《世界民族》《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建设》等刊物，能够接纳并发表这些文字。当然，还要感谢九州出版社的耐心等待与辛勤劳动。

*后，笔者想把本书献给两岁的女儿黄霄，她与书中的很多文字内容同岁。

黄志辉

2017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