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

片断： 心学成圣论与儒家革命精神 儒家革命精神发展史的下一个重要环节并非是新一轮革命论说的出现，而是儒教革命精神气质的臻进，这种气质变化本身就是革命性的：陆王心学促成儒家革命精神的个体转化，法圣王变为当圣王、法圣人变为做圣人，公羊家一路革命精神论在精神气质上得到重大推进。公羊家革命论的核心是“素王”论，“素王”受命于天，成为圣人，关键在于有圣心，即以先知先觉之心承天子之道——尧舜之道。“素王”论因此已蕴含着儒家革命心性论：“革命者，必先正己而后能正人。故不先自正者，春秋讥之。”但公羊、纬书的素王只是唯一“素王”，即孔子；在陆王心学的思想中，“素王”成为心性论的“素王”，人人只要明心见性，就可成为“素王”，因而革命精神的圣人正义论在心性义学上得到加强。 心学成圣论的第一要义是人人可成圣人：通过立大志。直诉心性，与天相通，天地万物备于我，就可成为先知先觉。如前所述，先知先觉原是孟子用于描述伊尹和孔子的，如今用于“我”，“我”即“孔子”、“伊尹”式的圣人，就成为儒家的人生律令。陆九渊的“人孰无心，道不外索”的思想具有的革命性，正在于把道置于儒者个体的“我”心，使圣人的历史性（孔子）转化为个体的现在性。不是我心据于道，而是道据于我心；不是我心效法圣人，而是圣人出于我心： 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于大而化之圣，圣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在今文家革命论中，因孔子与天道（公羊传、春秋纬、孝经纬）的特殊关系，包含唯有孔子为圣人的思想。象山心性论突破了孔子圣人的历史规定性和唯一性，则人人可成圣人，人人可以自居为“素王”。这一革命性的内在化转变，仅由“心即理”这简洁的思想就达成了。 接下来就必然形成内在革命论——明心见性成圣人，这是心学成圣论的第二要义。可当圣人与成圣人还不是一回事，成圣人需要内在的革命功夫，即通过修身成为先知先觉。孔子是“天纵之圣”，象山的放心成圣改造了圣人的生成结构——自成之圣，难道还算不上一场内在革命？ 成圣当然得以先圣典范为祈向，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圣人观念虽然芜杂，但儒家的圣人理想还是明确的。依我夏虫之见，属今文学的韩诗家韩婴述儒家圣人之心颇为全面： 孔子抱圣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无形之乡，倚天理，观人情，明终始，知得失。故兴仁义，厌世利，以持之。于时周室微，王道绝，诸侯力政，强劫弱，众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纪纲，礼仪废坏，人伦不理。于是孔子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圣人之心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具体的文化蕴涵。不同的宗教圣人之心的文化蕴涵自然不同。举例来说，宗教都讲济世救人，但如何济，靠什么救，不同的宗教大有差别。因此，必须考究圣人之心历史具体的文化蕴涵。基督教的圣人原貌在耶稣基督，此圣人之心的文化蕴涵源于其天父举一而尽全功的救思行动，度藏于四福音书；犹太教的圣人原貌在摩西，此圣人之心的文化蕴涵源于犹太民族的历史，庋藏于五经书；儒教的圣人原貌在禹汤文武周公和孔子，此请圣人之心的文化蕴涵源于华夏民族形成的三代历史，度藏于儒家要经。不读四福音书，无从知耶稣基督的圣人之心，不读摩西五经，无从知摩西的圣人之心。儒教如何？ 子张问曰：“圣人受命，必受诸天，而《书》云‘受终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于天者，汤武是也；受命于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读《诗》、《书》、《易》、《春秋》，则不知圣人之心，又无以别尧、舜之禅，汤、武之伐也。” 儒教的圣人之心精神是由什么要素构成的？按韩婴指引，可归纳要素有三：一、明心见天理（自然之法则）；二、济世救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三、保三代文教之制的担当。从韩婴对圣人之心的描述看，这三要素是统一体，成圣人就要在精神上禀有这三重精神质料。儒家心性之学的修身论绝非如某些现代儒生所说，仅有第一个层面。一些汉语神学家喜欢将儒家心学与路德思想视为同道，实在搞错，就因为没有看到心性论中的后两个层面。白虎通宗教会议拟定的儒教“国宪”中论圣人四章，开首述明：“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随后就列举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举其事功。因而，圣人与天地通的含义是有具体规定的，绝非抽象的形而上学。韩愈（原道篇）有言，“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此为“吾国文化史最有关系之文字”（陈寅恪语）。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的事功在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和保三代文教之制的担当，此为儒家圣人与天地通的具体含义。枵腹空谈性理，不谈济世救民和保三代文教之制的担当，的确未得儒家圣人之心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