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论

以"三纲五常"即"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教义为核心的专制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哲学,同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现代精神是绝对相反的。现代化过程已经改变而且必将继续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准则。许多历史上的明王良相、孝子忠臣,用现代人的眼光(人性与人道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已不能保住"传统"给他们涂饰上去的色和光。伟大的未见得永远伟大,庄严的未见得永远庄严,曾国藩亦是如此。 　　曾国藩活动在人生舞台和政治舞台上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中国的宗法社会和专制国家这座巍峨大厦,经过几千年风吹雨打,鼠咬虫伤,已经无可挽回地开始崩坏了。曾国藩以他非凡的意志和才能,"秀才肩半壁东南",自觉地充当了这座将倾大厦的最后一根支柱。他把个人能动性发挥到了元以复加的程度,虽然取得了一些暂时的胜利与成功,却终究无法"挽回劫运"。从这个人物身上,尤其是从他留下的数十万字家书中,深刻地显示出历史潮流无法抗拒的真理,生动地表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最后的领袖"的悲哀。 　　一切希望把专制宗法统治延续下去或变相延续下去的人如蒋介石等,无不把曾国藩作为精神导师,想从他那里学习"修齐治平"的道理。一切希望彻底结束专制宗法统治,希望中国早日彻底现代化的人,也应该读一读曾国藩的书,尤其是他对家人讲的私房话,才能够明白专制政治的理论和权术,明白宗法社会的道德和原则,明白我们是从何而来,现在立身何处,而为了要走向现代政治和社会又得如何起步。专制政治和宗法社会的"肉体"是死了,但它们的"精神"还不死,还在不断地干预我们,缠绕我们,甚至侵入到我们头脑里,盘踞在我们心头上,不是还有父 母为了要子女"学好"而把子女活活打死的吗? 　　我们要现代化,就不能要宣扬维护专制宗法统治的东西;但这并不等于说,一切专制宗法社会里形成并遗传下来的东西都有害无益,都必须摒弃。曾国藩家书,从整体上来说,就是帮助现代读者了解现代前中国政治、社会、家庭的好材料,但其认识价值还不限于此。1989年4月13日《人民日报》载,刘伯承对薄一波说过:"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废言。他的家书,也并非都是腐儒之见,其中有些见解,我看还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他给他的弟弟曾国奎写过不少的信,其时曾国奎镇守南京,已是万军之将。曾国藩在信中一条是劝他戒躁,处事一定要沉着,冷静,多思;另一条是劝他要注意及早选拔替手,说‘协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薄一波也说:"曾国藩讲的这两条,作为治军为政之道,不无道理。" 　　既然曾国藩的某些治军为政之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认为"不无道理""可以借鉴",那么他的读书作文之法,待人接物之宜,教子训弟之方,修身养性之得,亦无妨视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弃有取,有批判有吸收,而无须一概加以抹杀。我从来就不认为曾国藩是什么"古今完人",事实上除了雷锋也很难再有真正的"古今完人",但我却不能不承认曾国藩是一位有影响的古人。刘伯承、薄一波他们在研究治军为政之道时,无法向雷锋同志学习,却并没有排除从曾国藩家书中吸取某些有用的经验。由此可见,古人的某些(不是全部)经验,包括实践的经验和认识上的经验,是可以超越时空,给天下后世人作为借鉴的。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11.26),死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3.12)。他死后七年,用"湖南传忠书局"名义刊行了《曾文正公家书》八卷,《家训》二卷,这就是1879至1979一百年间无数版本据此而印,所有诵习引用据此而传的唯一的刻本。这次就一字不删的将这个原刻本整理印行。所谓整理,即:①改正原刻本的错字(均出校记,用方括孤著于正文之后),②于原有发信年月之后加上发信地名,③每封信提要一至三语,④分段标点。同时,把《曾文正公家书》易名《曾国藩家书》,分成上下二册,保留原有卷次,只把几封给儿子的信移入《家训》,使体例一致。《家训》也保留分卷,单作一册,易名《曾国藩教子书》。这是我在1986年用过的书名,但那只是个节选本,现在有了这个足本,已决定收回节选本的版权,不再重印。 　　　　　　　　　　　　　　　　　　　　　　　　　　　　　　　　　　　　　　　钟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