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

片断： 第一章时代的弄潮儿 本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年代，也 是外来思想文化以全然不同的内涵冲击东方文明的时代。在这样 一个社会、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人们普遍都在探寻中外思 想文化的关系。本书传主郭沫若，便是其中成就卓著、颇具影响 的人物之一。 一、“海棠香国”的叛逆 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 城——乐山市。这里为蜀王开明故治，秦为南安县，隶蜀郡，汉 改隶犍为郡。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清雍正 末，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其地自古盛产“色香并胜”的海棠， 故有“海棠香国”之称。 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 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 美女峰。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 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100多年前，这里是清 朝末年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 “海棠香国”出骄子。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1月16 日（旧历九月二十七日）午时，我们要评述的主人公来到人世间。 他的降生，颇带“反逆”的意味。不顾母亲忍受难产的巨大痛苦， 迫不及待地“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 他的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 （1781）前迁蜀。传到传主时，已经是第六代了。其祖父爱散财， 以致家业凋零。其父郭朝沛，善理财，又把家业恢复起来。为教 育子女，在旧居后花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延师授业。传主 的母亲杜邀贞，又作杜荪福，乃进士之女，耳濡目染，能够背诵 一些诗词。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在受胎之 际，母亲梦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遂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 的乳名。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1919年9月，开贞发表新 诗《抱和儿浴博多湾》、《鹭鸶》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 故乡的两条河——沫（Mei，音妹）水（大渡河）与若水（雅河， 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 代中期，在出版几部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又开始使用“郭鼎 堂”三字。其后，在甲骨、金文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 （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 成为显示其成就的一个代号。 以文化教养而论，可以说郭沫若是浸染于儒家经典，寝馈于 传统文化的。但是，浪漫的、叛逆的个性又使他对于旧学中的消 极面产生出极大的反感。 4岁的小文豹，便开始跟母亲口诵唐诗，为其所受诗教的“第 一课”。“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 四五十年后，仍然留在他的记忆中。甚至他那样小的年岁就产生 了“读书的好奇心”，也是由于“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 嫌我小，肚内有文章”这首诗激发起来的。入“绥山山馆”后，发 蒙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类很暖 昧的哲学问题，自然引不起蒙童的兴趣，于是便“逃起学来”，结 果是父亲“用强制手段”把小开贞“抱进学堂里去”。 后记： 一校校后记 在一校当中，得见一则关于《管子》的新材料，故在校后作 此补笔。 当年郭沫若集校《管子》，在广集版本方面有一项引以为憾的 事，就是宋刻墨宝堂蔡潜道本至清代中叶失传。因此，他在《管 子集校》一书中，再三表露出惋惜之情。 1956年3月，《管子集校》由科学出版社出版。7月初，郭沫 若收到潘景郑来信和所寄陈奂校《管子》抄本及丁士涵《管子 案》残稿二种。9月初复函云：“日前始得勘校毕，谨将原书璧 还”，“各书头曾略题数语”。并说：“墨宝堂本颇闻有在苏联之说， 如信然，后或可得一见。”现录郭沫若在“各书头曾略题数语”，以 备关注《管子》版本者参考。 在陈免校《管子》抄本书头所题： 余为《管子集校》，收罗版本颇多，独墨宝堂宋本未见， 引以为憾。此本即钞自墨宝堂本，并经陈奂手校，校录以遗 高邮王氏（按：指王念孙），有铃印可证。潘君景郑远道惠假， 得细阅一过，弥补遗憾，良堪感荷。原书本缺自十三卷至十 九卷，黄丕烈曾据陆贻典校宋本补入。俾成全帙。此钞本即 据黄所校补本，而陈复曾以刘绩补注本对校。此可见前人之 勤，与其用心之仔细。陈氏经校后，更以转赠王氏，曩时学 者间友谊之敦厚，深可足令人感动。凡此均足师法，固不仅 为学会素研究增添一份善本而已。潘君实善体前修之懿行者， 谨让此数语璧还，用申谢意。一九五六年九月九日郭沫若 在丁士涵《管子案》残稿书头所题： 《管子》残稿，蒙景郑君假阅，确实可贵。稿曾经陈奂手 定，稿中朱书即陈氏笔迹。戴望亦曾过目，有案语数处。然 《管子校正》中所采丁说，与此稿不尽相符。有为稿本中所无 者，盖采自《管子注》，惜彼书已毁，不可复问耳。稿中颇有 胜义为戴所遗漏者，亦有丁误而戴亦同误者，足徵戴之功力 远不及丁。丁书残毁，殊可惜也。然残愈于毁，宜倍加珍护。 一九五六年九月九日郭沫若识① 校书不易，每校一次都会发现一些错漏，大到标题、正文、引 文，小到注脚。尤其数目字，稍一疏忽，便出差错。这里要特别 提出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孙彦。 1992年10月在郭沫若的故乡参加四川省纪念郭沫若百年诞 辰大会，与孙彦有过一面之识。今年1月12日她到社科院来送本 书的一校样，如果不是事先联系好见面的地点，几乎不能相认，彼 此都颇为感叹岁月如流！ 回来看校样，从字里行间感到孙彦的认真和细心。原稿中的 笔误被改正，清样中的错录、漏录被钩改、补入。一时弄不清的 问题，她都在旁用有铅笔划出，提醒我核准。对于有的引文，她 似乎还曾查对过原著。总之，看完一校样后给我的最大感觉是：孙 彦对于本书的编辑很是尽心尽力，经过她的加工处理，可以说书 中不会有什么差错了。为此，特别在此补写一笔，表示对她的感 激之情，感谢她为本书付出的心血！ 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