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 to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ism

　　 7月10～11日国际经济学会(1EA)圆桌会议“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召开。会议以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CACES)、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CCWE)的名义承办，中信集团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给予大力 　　支持，中信出版社《比较》编辑室负责会务工作。国际经济学会候任主席 　　青木昌彦教授和国际经济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吴敬琏教授共同主持了本次 　　圆桌会议。 　　 会议的四个专题由一条主线贯穿：如何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国 　　家，什么样的制度模式对经济增长是支持的，是可持续的。会议对历史和 　　国别的发展进行了比较，重新审视了拉丁美洲和北美在百年前的贫富对比 　　，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域为什么落后了；非洲和亚洲在半个世纪前的贫富对 　　比，从现实和数据上不被当时权威学者和政治家看好的亚洲如何快速发展 　　起来，把非洲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东亚的经验表明，当一个落后国家开始 　　起步的时候，一定的威权主义政府和政治体制可以调动资源取得经济增长 　　，从而突破贫困的陷阱。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有别于非洲等国家的重要 　　特征。但会议中有学者指出：非洲国家的问题可能不是没有威权政府，而 　　是政府没有用威权来发展经济。尽管印度近年来有其成功之处，印度仍然 　　可以用来作为一个政府威权不够或民粹主义影响了经济发展的例子。近期 　　的发展主要是在不依赖于基础设施的服务业，没有更强的政府执行力，制 　　造业要发展依然困难重重。即使是现在的发展也是危机所带来的政府作为 　　的后果。屈辱的历史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振兴富强的力量。许多东亚国家和 　　地区追求的目标就是经济繁荣和国家自豪感，在这个大的目标下，不仅要 　　减贫，同时自己变得富有，也希望某些产业能够取得领导性的地位，从而 　　带来整个国家的民族自豪感。然而，高速增长一旦启动，特别是增长持续 　　了一段时间，就不可避免带来不平等、犯罪、环境破坏、文化价值的退化 　　、腐败等等，在这个关键阶段，社会变革就必不可少，需要跟上。政府必 　　须要了解这些问题，有效地应对这些新问题，拿出恰当的补充性社会政策 　　缓解矛盾，保持稳定性，就会不断持续发展下去，完成一代人的努力。如 　　果这个循环被打破的话，就会处于停滞的状态。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避免 　　走入一个军政府和民粹主义轮番上演政治动荡的拉美陷阱，正是东亚的“ 　　修正后的精英治国模式”对“拉美迷局”的解答。这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 　　的阶段有重要的比较和借鉴的政策含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循着这样一 　　个路径：早期的改革是打破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财政分权体制激励了地方 　　政府乃至全国达成共识，都为了同一目标和单一任务——推动经济的增长 　　。而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新挑战，如 　　环保问题、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时，要应对多重目标和任务， 　　扮演多重角色，选择正确的政策和有好的执行能力，才能够平稳发展，过 　　渡到现代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