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电子资源.图书]

看看列宁关于民粹主义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中国的情况不同于俄国。中国既然目前不能搞社会主义，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可是，这样就存在着矛盾：要发展资本主义，可是资本主义道路又走不通。为什么不能先走段资本主义道路呢?因为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干预，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没有能力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就是困难。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就解决厂困难。解放后，新民主主义还没有搞几天，毛主席急着搞社会主义，认定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因此就拼命反对资本主义，这又有点近乎民粹主义了。 但在建国前，毛主席是逐步走向真理。他提出新民土主义的主张时，其认识水平高过了党内其他的人。在此之前，共产党人一直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反动的事物。毛主席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发展它，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才能搞社会主义。而眼前要使资本主义有发展，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所以，在本书所讲的这30年里，现实的问题不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因此，共产党不应当排斥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中间势力，而是应当与他们联合。当时，毛主席把主义问题撇开，只讲抗日，在实际问题上建立统一战线。而过去“左”倾时代就不是这样。过了“左”倾时期，1935年后来了抗日问题，这时党就不管你是搞什么主义的，只要抗日，就团结你，这完全是合理的。这样，我们对于国民党统治22年间那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总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就可以重新作出估价。如胡适这类人，因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我们党就应当团结而不该排斥他们。当时，宋庆龄就做得比较好，团结胡适一起参加人权保障同盟，争取团结他还是对的。对于那时民族资本家做的一些有益的事业，也应当予以肯定。他们虽然不赞成革命，但至少他们对国民党是不满意的，对帝国主义侵略是不满意的，他们也是在反动统治下挣扎求生。例如，吴蕴初看到日本的味之素独霸中国市场，便发奋制造天厨味精，可能他没有发表什么政治见解，但他这件事至少是在具体行动上维护了民族利益，表现出民族独立的意识，应当说是进步的，不能因为他没有参加革命就予以否定。 当然，中间势力同中共之间是会发生某种矛盾。中间派中有些人认为不需要彻底反帝、反封建，不需要革命，只要发展工业就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主张大家都去搞工业，反对人们参加革命，这就同革命、同共产党发生了矛盾。他们搞工业这件事本身是进步的，应予肯定，但他们反对革命，主张大家都走工业救国或教育救国的路，就是搞改良主义，却是错误的，不能不给予批评。因为如果大家都接受这种主张，革命就搞不成功，反帝、反封建问题就无法解决，靠办工业、办教育是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的；而反帝、反封建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工业、教育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正是在这一点上，中间势力同共产党存在着矛盾(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否定社会学也是由于这个缘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是解放以后还否定社会学就不对了。我曾对费孝通先生谈过这个问题)。所以，毛主席很有分寸地说，工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的破灭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就是因为这种认识破灭了，就可能转过来理解、同情革命，这有利于反帝、反封建。这里否定的是这种认识而不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主观上还是爱国的，要救国的，不是反动的，只是主张的路子不对。这样来看，我们就可以对这些中间势力，从理论上作些深入的分析。现在人们已趋向于认为不能闪为工业救国、教育救国论者不赞同革命就加以否定，但还需要作深入—-点的说明，也不能认为这些人同革命就没有任何矛盾。 在实际生活中，中间势力也在不断分化，这主要是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抗战1时期这种分化最明显。中共把抗日的旗帜拿在手里，举得最高，吸引了许多人，加速了中间派的分化。有的人并无社会主义思想，却同情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坚决反帝、反封建。如章士钊在20年代就资助过毛泽东，是由于为毛泽东的艰苦斗争的精神所感动。这种感佩，包含有对毛的革命活动的某种肯定，可是章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思想。也有的人开始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出于抗日的爱国情绪而靠近共产党，最后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如邹韬奋，就其文章看，前后判若两人。也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在某些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但由于他不反帝，不从根本上反封建，结果和国民党混在一起，胡适就是这类人。但胡适，直到他的晚年，还应当说是属于中间势力。胡适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当时矛盾相当尖锐，他也反对复古，但他最大的毛病是不反帝，特别是不反美国帝国主义，日本要灭亡全中国了，他当然也抗日，但七七事变前还参加了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认为抗日是高调。这样他就倒向国民党一边。所以，中间派分化主要是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还不是在民主问题上。又如张奚若，1936年他还反对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全面抗战开始后终于转过来。可见抗日战争是个关键，问题在于要懂得利用它。如果那时还是“左”倾路线领导，就不可能利用好这个机会。 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胜利?一个当然是靠武装斗争，再一个就是靠统一战线。大批中间的力量参加过来，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变了，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所以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党中央很慎重，一定要等民主党派人士来北平再正式宣告成立，为此还推迟了成立的日期。不像王明时期建立中华苏维埃闷家那样随便、草率。中华苏维埃国家的建立是“左”的产物，足速胜思想在作怪，也是没有策略思想的表现。“左”倾领导时期根本不慌得团结、争取中间力量。所以，我们这本书既要写武装斗争，又要描写、分析中间派的各种活动，写它的发展、分化，直到后来其中绝大多数人站到了革命和共产党一边，决定了革命的胜利。当然，也要写共产党、国民党这两头，写它们与中间派的关系。国民党在1931午后也拼命拉拢一些中间派人十：，但长期跟它跑的很少。总之，这本书要写“三个角色”，以及它们之间复杂和变化着的关系，而不是只写两个角色，两军对垒，这样内容就会丰富得多。 “五四”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高潮中，人们除了重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之外，另一个关注的重点则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当时人们在向国人初次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很少有人谈到辩证法，也很少有人从认识论的角度谈到唯物论，但是许多思想家却对唯物史观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共产主义者李大钊、三民主义者胡汉民，便是当时对于唯物史观用功最勤、阐释最力的代表。通过李大钊、胡汉民以及其他人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们之所以对唯物史观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从唯物史观中找到了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改革、社会革命的答案。他们是把唯物史观，作为社会改造的科学的方法看待的。自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主革命何以未能取得成功，反动的军阀政客何以能篡夺革命果实、把持国家政权，这是长期困扰着民主革命派的一大难题。于是民主派思想家便从国民素质不高、思想没有觉醒这个方面，做出解释。当时进步舆论热烈谈论所谓“国民性”的问题，就是力图从思想根源上找出民主革命失败的缘由。从孙中山的“先觉觉后觉”式的唤起民众的努力，到《新青年》派文学革命、伦理革命的提倡，都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奋斗的。李大钊在进行反袁斗争时所论的“民彝”，也是指的这件事。他还进而做出哲学概括，把“人类思想之变化”看作导致一切历史现象变化的因缘，用来说明左右中国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力量在于“国民思想”、“民众意志”。孙中山在《心理建设》中，也做出了相同的哲学判断：“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蘼。”这些哲理分析，引申出的具体结论固然有异，但总的趋向却无疑都 是在呼唤一场新的群众性的思想革命。“五四”以后，先进分子觉悟到仅靠“思想革命”不能完成拯救中国的大计，转而诉渚“社会革命”时，便产生了对于这种转化的合理性做出理论阐释的需要。人们终于发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符合这一需要的最佳的社会哲学。 李大钊在1919、1920年间，发表的一系列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文，无不紧紧扣住了必须从解决经济问题人手才能实现根本改造社会这样一个主题。他当时虽然还以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存在着忽视精神作用的偏差应予“救正”，但是他立论的主旨却是毫不含糊地赞成唯物史观，推崇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社会经济状态决定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道德状态的基本原理。他把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认定是指导改造社会的正确的方法论。 这时候作为孙中山主要助手的胡汉民，也撰写了许多介绍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章，在对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上做出了和李大钊相同或相近的结论。尤其是对其社会伦理问题，胡汉民运用唯物史观，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系统分析了道德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能不变革更新的客观根据。 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先进思想界在探讨社会改造的途径时，逐渐把注意力的重点转移到考察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问题，尤其是经济结构问题上，从而极其有力地论证了改造社会的事业，不可能仅仅靠思想革命、道德革命来实现，也不能只靠着点点滴滴的局部改良来完成；只有用社会革命的办法，彻底改造既有的经济关系，彻底改变在这种经济关系上建立的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实现先驱们为之奋斗不息的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愿望。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后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先进的思想界获得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从而对于在中国改造社会的目标和改造社会的方法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那场“社会改造”的思潮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收获。 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卜多项具体议案，其中大多是关于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讨论通过。这些议案的最后结果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原则上被接受，但有诸多限制和保留。这类议案有撤废客邮、撤退外国电台及尊重中国战时中立等三项，都是与不平等条约及列强在华势力的发展关系不大或毫无关系的具体问题，即使如此，也被大打折扣。如撤废客邮，只同意在1923年前撤销在外国控制的租借地及铁路附属地以外地区的外国邮局，同时外国邮务总办地位必须保持不变。撤退外国电台也有类似限制。 第二类是经过修改使之变为一纸空文后予以通过。如解决有关中国现有成约案原本有两点要求：一是公布更强同中国签订的各种成约；二是对其范围、效力重新审定，与本会所宣布的原则不相抵触者方为有效，并为无限期者觇定期限。重点是后者。可是修改后通过的决议内容，只刷下公布成约一项。又如撤废势力范围案，经过修改将“撤废”换成“不予赞助”即同意未来不再建立势力范围，而与现有的势力范围无关。还有各国不得互相对华订约案，奉义是不得背着中国相互签订有关中国权益的条约、协定，竟然被改为刁二得违反美国代表罗脱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四原则”，变成对中国毫无裨益的一项决议。 第三类是形式上接受或部分接受，但却设置许多由列强自己掌握的前提条件。这类议案涉及的是中国朝野要求撤废的呼声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