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研究.第一期

早于常璩的古蜀史著，据《华阳国志·序志》记载，在汉晋之间原有八家，但仅有题名扬雄的《蜀王本纪》因有清代辑本而流传下来，但已属断简残篇，其余七家则均已散佚(仅《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裴松之注引谯周《蜀本纪》一条传世)，难考其详。但八家《本纪》均为常璩所亲见，并“略举其隅”。从《华阳国志·序志》所举来看，八家{本纪》均充满了方术和神仙家言一类描写，如“三皇乘祗车出谷口”，“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周苌弘之血变成碧珠，杜宇之魄化为子鹃”等，常璩斥之为“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但这些事类均为古蜀历史和文化上的重要环节和关键之点，而八家《本纪》的作者又都是汉晋之间巴蜀的成名之士。这就意味着，在两汉和魏晋之际，蜀中学人对于古代蜀史及文化的理解，本质上仍然是宗教性的，即是若干由方术和神仙家言汇聚而成的事类的叠加，亦即宗教史的延伸。 除常璩提到的八家《蜀本纪》外，汉末三国时言及古蜀史的尚有其人，有名的如汉末的来敏和魏晋之间的秦宓、陈寿等。来敏为刘焉宾客，著有(本蜀论》，记述蜀王本始，其书早佚，《水经·江水注)和《沔水注》分别引用一条，其中一条叙录望帝、鳖灵事，另一条叙录石牛便金事，与扬雄《蜀王本纪)大同小异，出自一辙。秦宓所叙，已见上文。陈寿所述，见于《水经·江水注》引其《益部耆旧传》，讲的是蜀中普通百姓夫妻死而复生的故事。这些都是为常璩所驳斥的不雅驯之言。然而在有汉一代、魏晋之世，以神仙家言为脉络的古蜀历史一再在巴蜀文人学土中翻版传习，却恰恰表明古蜀文化史体系不沦在先秦还是汉魏都是由宗教这个粘合剂所聚合起来的。 尽管常璩激烈批评这些“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但他既是蜀郡江原人，就不可能不受到蜀中世代相承的神仙家言的深刻影响，所以在他编撰《华阳国志》时，虽经他以《汉书》作为取舍标准，多方删正，但书中受神仙家的影响之迹仍然斑斑可见。这种情况说明，直至两晋之际，蜀文化中依然弥散着相当浓厚的方仙气息，而这种气息深深浸透了蜀人的心灵，以致连标榜正统、人称“蜀史”的常璩也难以摆脱其窠臼，足见蜀文化内蕴的宗教化程度之深。 汉世广泛流传着关于方术的种种传说，其中颇有名气的是苌弘及其形迹。苌弘，春秋末周大夫，以星象、术数著称于世，《史记·天官书》称他为“昔之传天数者”，(淮南子·泛论篇》还说：“昔者苌弘，周之执术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据(史记·封禅书}，苌弘身怀“设射狸首”之术，“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 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所谓“设射狸首”，渊源于古代的“射侯”，属于上古的一种方术。《封禅书》所说“方”、“方怪”，均指方术，可见苌弘是古代的大方术家。 大方术家苌弘与蜀大有关系。《庄子·外物》说：“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为碧。”《吕氏春秋·必己》说：“苌弘死，藏其血，三年而为碧”，虽未言蜀，但义近《庄子》。《华阳国志·序志》说：“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周苌弘之血，变成碧珠”，可见汉代人所著(蜀王本纪》原有苌弘化碧于蜀之说。晋人干宝《搜神记》亦说：“周灵王时苌弘见， 杀，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为碧。”这些记载说明，苌弘死于蜀是战国秦汉魏晋约及七百年间流传广远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的起源和流布必定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那就是蜀中历来为方术神仙家的渊薮。虽有人指认苌弘葬于洛阳”，但这并不重要。不论苌弘是否死于蜀，道家以《庄子》为首的诸书，以及专门记载古代神怪事迹的《搜神记》，和深受神仙家观念浸染的诸种《蜀王本纪》，均一致指认苌弘死于蜀，这绝非偶然。这种现象至少提供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一头伸向上古，一头伸向近古，把千年之间蜀中连续发展的方术视仙家文化串联起来，对于我们理解蜀中为方术神仙家的一大策源地是在胡帮助的，并且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马蜀之成为道教发源地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其背景。 “积劫修来似炼金，为王为帝万灵钦”两句，是说主建前世经历几亿劫，就像道士炼金，乃是自己千辛万苦修来的现世果报，现在身为蜀帝，深受百姓爱戴和钦慕，这两句很明显是包含释、道二家思想语汇。“能当浊世为清世，始见君心是佛心”两句，是佛家用语。“九野黎民耕浩浩，百蛮朝骑日骎骎”之“百蛮”，《诗经》大雅《韩奕》云：“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此两句是对句，缘于儒家思想。“今朝献寿将何比，愿似庄椿一万寻”两句，出自道家经典。 贯休尚有一组寿春献诗，共七首，诗名按顺序分别是：《千载降祥》、《文有武备》、《从谏如流》、《搜扬草泽》、《守在四夷》、《大兴三教》以及《山呼万岁》，今略举两首来分析。 《寿春节进祝圣七首》(录二首)云： 文有武备 武宿与文星，常如掌上擎。孙吴机不动，周邵事多行。吁食炉烟细，宵衣‘隙月明。还闻夔进曲，吹出泰阶平。 大兴三教 瞳瞳悬佛日，天俣动云韶。缝掖诸生集，麟州羽客朝。非烟生玉砌，御柳吐金条。击壤翁 知否，吾皇即帝尧。 先看《文有武备》一首，“孙吴机不动，周邵事多行”两句，是言治为用兵之道。“旰食炉烟细，宵衣隙月明”两句，是写王建为了使蜀中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如何废寝忘餐地工作。“还闻夔进曲，吹出泰阶平”两句，夔是舜的大臣，《尚书，舜典》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日：‘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在《益稷》里面有云：“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祝敌，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一即是说夔典掌乐事，教华胄子弟诗乐，击打石磬，率百兽而舞。此诗总体就是写因为有蜀帝王建废寝忘餐地勤政爱民，使得蜀中出现 一片太平盛世景象。 再看《大兴三教)一诗，“瞳瞳悬佛日，天俣动云韶”两句，“瞳瞳”即日初出渐明貌，是说在瞳瞳佛日照耀之下，响起了虞舜时代的韶乐。“缝掖诸生集，麟州羽客朝”两句，是说缝掖的儒生和麟州的道土此刻都聚集在朝廷上，共来祝蜀帝寿辰。《海内十州记》云：“凤麟州，在西海之中央。”庾信有诗云：“麟州一海阔，玄圃半天高。”“击壤翁知否，吾皇即 帝尧”之“击壤”一词，王充《论衡·感虚篇》云：“尧时，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五十之民，击壤于途，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人而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大兴三教”反映了贯休社会理想，希望王建能够振兴三教，使三教能够相互妥协，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三教共同为理想社会服务的政治理想。 公元911年正月，蜀帝王建改元水平，是年为永平元年。永平二年二月朔日，王建率领百官随从前来贯休住持的龙华东禅院，如《蜀祷杌》卷上云：“(永平二年)二月朔，游龙华禅院。召僧贯休坐，赐茶药彩缎，仍令口诵近诗。时诸王贵戚皆赐坐，贯休欲讽。因作《公子行》曰：‘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艰难稼穑皆(以上五字《禅月集》作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为(《禅月集》作是)何物。’建称善，贵癣皆怨之。贯休本兰溪人，善诗，与齐己齐名，有《西岳集》十卷。” 路振《九国志》卷一二《李景威传》称：“及王师入城，继冲悔不用其言。”应该说，景威忠勇可嘉，其惨烈而死，令人痛惜不已。但如果景威的计划得以实施，后果将不堪设想。此以宋军灭周氏政权为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太祖乾德元年载，张文表被人所杀后，宋军仍长驱入潭州。观察判官李观象主张归朝，周保权在指挥使张从富等人的挑动下，阴谋抗拒。三江口之战，宋军“获船七百余艘，斩首四千余级”。后宋军攻打敖山寨，“贼弃寨走，俘获甚众。处耘择所俘体肥者数十人，令左右分食之，少健者悉黥其面”。军队伤亡惨重，人民饱受其祸。后张从富被杀，周氏政权最终没能保住。 事实证明，孙光宪的识见远在李景威、张从富等人之上。当统一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荆南高氏父子事大以保其国”[55]的国策失去效力之时，纳土归顺朝廷实乃唯一可供之选择。《十国春秋》卷一O一《侍中继冲世家论》说得好：“真人出，四海一，理势之必然也。天水肇兴，群雄渐削，即无伐虢灭虞之谋，高氏其能常守此土乎?光宪知几，所由与卖国以徼富贵者异矣。”这一说法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孙光宪劝主纳土之举，既是基于儒家的君臣之义，也是他天下归一思想的实践，与卖主求荣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就连一贯以褒贬自任的欧阳修对此也没有提出非议。可见，孙光宪的所作所为是为封建正统史家所认可的。而荆南的率先归附，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加快了赵宋王朝统一中国的步伐。对于孙光宪这一顺应时势的明智行为，我们应给予高度的评价。 三黄州时期 先后历经了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六个朝代的孙光宪，在有生之年，终于步入了国势蒸蒸日上的大宋王朝。据《宋史》卷四八三《孙光宪传》，孙光宪劝继冲归附宋朝，“太祖闻之甚悦，授光宪黄州刺史，赐赍加等”。 黄州在今湖北省黄冈市，孙光宪在这里度过了生平的最后一个阶段。《宋史》卷四八三《孙光宪传》载：光宪“在郡亦有治声”。《十国春秋》卷一O二《孙光宪传》亦云：“在郡亦称治。”《大清一统志》卷二六四(黄州府》把孙光宪列为名宦。可见，已风烛残年的孙光宪仍老当益壮，造福一方人民。 然而，才华横溢、治郡有声的孙光宪却未被新朝看重、提拔。似乎可以说，新朝很快就把他这位“功臣”遗忘了。 乾德六年(968年)，一代才子孙光宪卒于黄州任上，享年约73岁。 孙光宪的黯然辞世，带给后人无尽的遗憾。《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小说家类》云：“有荐于太祖者，将用为学土，未及而卒：”(宋史》卷四八三《孙光宪传)亦云：“时宰相有荐光宪为学士者，未及召，会卒。” 据(宋史)卷二一O《宰辅表》，从乾德二年(964年)正月至开宝六年(973年)九月，一直由赵普担任宰相。乾德五年丁卯，“十二月，赵普丁母忧，丙子起复”。开宝三年庚午，“三月戊辰，右仆射赵普落起复，加特进”。开宝三年(970年)，孙光宪已辞世。赵普荐孙光宪为翰林学土，显然不可能在其“起复”之后。乾德六年十一月癸卯，太祖改年号为开宝，孙光宪则在改年号前去世。因此，赵普荐孙光宪为学土当在其“丁忧”之前，即乾德五年十二月之前，而孙光宪恰在此后不久辞世。 但笔者认为，太祖将任用孙光宪为学士的说法不一定可靠。孙光宪归附宋朝长达数年之久，且治郡有声，太祖完全可以尽早重用他。但事实上，孙光宪一直被弃置在黄州。因此，太祖要任用孙光宪为学土，而孙光宪却不幸去世之说颇值得怀疑。 第二，“胸有成竹”的创作论。“胸有成竹”是“得成竹于胸中”的简称，它已成为一个成语，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此理论首见于苏轼《文与可画篑雪谷偃竹记》，中说：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