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有一个何顿，写小说的。而且他的小说长沙味很地道。 　　 　　 《生活无罪》、《我不想事》、《弟弟你好》、《太阳很好》、《就这么回事》、《无所谓》、《我们像葵花》、《荒原上的阳光》……何顿的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写长沙，写长沙这座城市里的故事和人物。这些很“长沙”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近两年来接连不断在《收获》、《大家》、《花城》、《钟山》等全国一流文学 　　刊物亮相，年轻的何顿日益引人注目。 　　 　　 何顿的小说首先是在人文荟萃、信息灵通的北京、上海反响热烈。 　　 　　 “何顿像太阳，读者像葵花。”《北京青年报》以此来比喻何顿小说的读者之多。《中华读书报》将《就这么回事》评为1995年最好的两部长篇小说之一。（另一部是莫言的《丰乳肥臀》）中央电视台派记者专程上门采访何顿。《新民晚报》多次介绍何顿其人其作。《文学报》发了何顿小说专版。小说评论家程德培先生《终于出了个何顿》一文在香港某大报发表，后又被台湾报纸转载。何顿的小说被译成英文，在英国、澳大利亚出版……评论界忙着给何顿戴上各色“帽子”。陈晓明把他划为“新表象”，张颐武、王干把他纳入“新状态”，更有人称他是“新生代”，是一匹南方的“黑马”。影视界在重金争购何顿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张艺谋买断《就这么回事》，社宪任董事长的北京先奇影视制作中心买断《我们像葵花》……可何顿还是长沙的何顿，他照旧日复一日呆在南区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写他的小说。1月25日，当记者来到何顿家中，说起他目前走红的种种情形，何顿一脸平静。此时，他刚刚在386电脑上写完7万多字的中篇《面包会有的》。 　　 　　 “《面包会有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实际上讲的是‘爱情会有的’。”记者的思绪随着他典型的长沙话跳跃开来。 　　 　　 “在何顿的血脉中有高贵的文化的皿液，但他在情感上又有浓厚的平民倾向。” 　　 　　 何顿扎扎实实是一棵生在长沙长在长沙的树。 　　 　　 出身书香门第的何顿是街上长大的孩子，家住一条叫青山祠的小巷子里，街头巷尾就是小何顿的乐园。“董存瑞十八岁，参加革命游击队”这支英雄的顺口溜就是细伢子们喜欢一路上吼的，几个小家伙还常常钻进附近书院路异南春茶馆玩，竖起耳朵，听大人们讲张家李家的故事。 　　 　　 身为教育工作者的父亲也常给何顿讲故事。何顿称父亲对他的教育是“庞大而影响深远的”。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父亲讲韩信甘受胯下之辱、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读中学的时候，何顿的书包里多了一本厚厚的《水浒传》。他迷上了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他爱画画，画得最多的，除了飞机大炮，就是黑旋风李逵和浪里白跳张顺。 　　 　　 跨进湖南师大美术系学油画的何顿，曾立志成为“中国的列宾”，创作像《伏尔加纤夫》那样的世界名画。谁知本为加强艺术修养翻开文学名著，竟一看而不能自拔。《红与黑》、《包法利夫人》令他如痴如醉。理想的航船从此转向文学，何顿以“初生牛犊”的气概一起手就弄了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幽寂的黄昏》，写身边的大学生活。结果当然没有发表，后来这书稿被他付之一炬，十几年来何顿共烧了五六十万字的书槁。 　　 　　 “这可能是命！”每当有人问起何顿为何改行搞文学，他总是这样回答。 　　 　　 何顿在选择文学创作的同时，自然而然就选择了表现他所熟悉的生活，他在长沙这座社会大舞台上苦心排演一出出“戏”，他在不自觉中一步步向他心中的这座主藏艰难拓进。 　　 　　 “在何顿的血脉中有高贵的文化的血液，但他在情感上又有浓厚的平民倾向。”何顿的朋友林乐之说。 　　 　　 “在长沙，这些人是很‘海’的满哥，但他们的内心又是那么脆弱。他们身上的故事甚至不要你去编造，比编造的更生动。” 　　 　　 长沙南门口几个做生意的小老板，听别人传何顿的小说如何如何，他们找来《我们像葵花》看。一看就丢不开，看完后惊讶万分：“咯就是写我们！”前不久，几个人拐弯抹角与素不识的何顿联系上，非要请作家去吃饭不可。在“金三角”吃完饭，又拉着去他们店里坐，很激动地跟何顿谈小说中的冯建军、李跃进、刘建国。 　　 　　 何顿大熟悉他们这些人了。用何顿自己的话说，他对这些人的了解是“一碗饭 　　”。小时候玩在一起，停薪留职搞装修生意又成天与这些人泡在一起。好几年时间里，一个星期总有三四个晚上，何顿同他的个体户朋友，在“新华楼”、“玉楼东”喝茶喝咖啡谈天说地。 　　 　　 而对把喜怒哀乐摆在脸上的他们，何顿感到他们活得很真实，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何顿在感受他们的同时又时时以一个文化人的眼光看他们－－处于社会底层，没有背景、没有依靠；靠时代赐予的机遇，靠他们自己的挣扎和拼杀，甚至靠不择手段和铤而走险，他们发了点财。但是物质上的享受并不能带来精神上的充实。文化贫乏症使他们无力摆脱金钱的怪圈，他们于是不断地寻找刺激，不少人在寻找刺激中“失控”，何顿还看到了这些城市小市民身上活跃着市场经济的“细胞”，看到了这些人庸庸碌碌的身影隐约着真、善、美的闪光。 　　 　　 “在长沙，这些人是很‘海’的满哥，但他们的内心又是那么脆弱。他们身上的故事甚至不要你去编造，比编造的更生动。”何顿要表现他们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在这个装修和那个装修的间隙，199o年10月，他终于完成了中篇《生活无罪》。这部5万多字的成名作成名不易，两年多时间在东南西北多家刊物屡屡碰壁，飞来飞去作全国漫游。直到经知名作家何立伟力荐，《收获》的编辑肖元敏女士慧眼识珠，发表于《收获》1993年第1期。有了《生活无罪》的面世，才有了何顿士气大振一发不可收，日后最终放弃了更赚钱的装修生意而专心创作。 　　 　　 早在3年前何立伟就预言何顿会走红，他评价何顿的小说写得“扎实”，“具有一种物质的硬度，残酷的真实，达到了文学的纯度。”而何顿对自己的创作追求则讲得很通俗：“我追求平实。文学的魅力和张力在真实上。” 　　 　　 “本来《我们像葵花》不是现在这个结尾，开始设想让冯建军东山再起，但写的时候发现爱情的创伤对他打击实在太大，他再也不可能站起来。我只有听从人物性格的真实。”何顿说。 　　 　　 “福克纳用美国南方的方言描绘密西西比河边的小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 　　 　　 越来越多的长沙人在读何顿的小说。长沙人读何顿，比外地人更容易“入境”.这小说里有火宫殿臭豆腐的飘香，有琴岛俱乐部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