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a different voice

在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中，弗洛伊德开始以一种更为原始的联系意识，并不是一种海洋般洁水的感觉，而是一种现在与他人“结合的渴望”，受“利他主义驱使”的关系方式来设想它的解决。在把这种与他人结合的驱动力描述为个体化发展的对手时，弗洛伊德暗示了一条为自己先前的解释所忽视的发展路线(141)，一条并不是通过攻击性导致分离，而是通过差异导致相互依赖的路线。在呼唤这种“利他主义的”驱动力时，弗洛伊德提到一种不同的道德概念，它并非出自对攻击性的限制，而是出自对联系的维持。 因此，按照弗洛伊德在幸福和文化之间创作的一个戏目．道德扮演了主角，爱的危险转变为对文明的不满——这是对“爱在心和不可避免的，致命的犯罪感起源中”所扮演角色进行消极解释的一出戏(132)——另一种剧情开始出现。根据这一变化了的观点，联系似乎并不以一种幻觉或者呈现出爆炸性的超越倾向，而是作为个体心理和文明生活的最初特征出现。既然“人类的个体在参与人类发展过程的同时也是对自己个人生活道路的追求”(141)，那么分离似乎也像先前的联系那样以幻觉出现。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所见，把这种联系感觉同他的心理学结构结合起来不仅改变了本能的特色，而且改变了自我的表现以及对关系的说明。 在性别差异研究中，R．梅(RobertMay，1980)把“骄傲”作为幻想的“男性方式”，它在投射想象(ProjectiveImagina-tion)中从增强到消失，并且延续了弗洛伊德已经讲述的最初联系的破裂——通过分离体验到不可弥补的丧失，以及一种伴随灾难性的衰落而来的光荣成就故事。但是，梅把“关怀”设想为妇女的幻想方式，它追溯出一条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解释的途径；一种愈发增强的对丧失的描述，在这个过程中，尽管联系通过分离得到，但它最终还是被保留下来或者得以恢复。在把生活解释为一张网而不是关系的接替时，妇女把自主性而不是依恋描述为幻觉和危险的探求。这样，妇女的发展指向人类依恋的不同历史，强调连续性和结构的变化，而不是替代和分离，解释了对失败的一种不同的反应，改变了发展的比喻。 I．B．米勒(1976)在说明以主从模式来建构亲密关系带来的问题时，强调“女性发展的参数与男性并不相同，因此同样的术语并不适用’’(86)。她发现在心理学中并没有描述女性自我意识结构的语言，“能够组织用来建立进而维系亲情和关系”(83)的语言。但是，她在这种心理结构中看出“更先进、更亲密的生活方式——不那么拘泥于目前危险方式”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因为自我意识并非与相信攻击性的功效联系在一起，而是关系到对联系需求的承认(86)。所以，在对一种更具创造性、合作性的生活方式作出展望时，米勒不仅呼唤社会平等，而且也呼唤心理学上的一种新语言，这种语言将把关怀和联系的描述与不平等和压迫的词汇分开，她认为这种新语言来自妇女对关系的体验。 在缺乏这种语言的情况下，妨碍心理学家理解妇女体验的解释问题也在妇女没能表达出自己的体验，以及表达扭曲问题中得到反映。当网络的相互联系由于关系的等级秩序而消除时，当网络被描述为危险的陷阱，阻止战斗而不是对危险的保护时，妇女越发地对自己已经看到的东西是否存在，从自身体验中认识到的东西是否真实的问题产生疑问。这些问题并不是作为关于实在和真理本性的抽象的哲学推论提出来的，而是以作为妇女自我意识中的自我怀疑提出的，这危及到她们依据自己知觉行为的能力，并由此也危及到她们为自己所做之事承担责任的意愿。这个问题在女性青春期发展中成为关键问题，在这一阶段思考变成了反省，解释问题也因此进入发展过程本身。 当人们要求两个11岁的孩子描述自己道德冲突以及选择的体验时，他们在一种意义上以迥然不同的视角重新说明同一个故事，这揭示了男女青春期发展的主题。两个孩子描述了学校里的情景，他们面对一个是否说出来的抉择。对杰克来说，他的困境出现在当他决定反对不公正，寻求以准则来保护一个正在遭受“不公平”毒打和伤害的朋友的情况下。在与朋友跑去把 这件事告诉校长之后，他接下来犹豫是否把已经告诉了校长这件事告诉另一个朋友，因为这个朋友打人只是为了回击挑衅。不告诉他将会使他受到并不公正的惩罚。 在描述自己的困境时，杰克集中考虑在这种情况下，违背自己试图“实践我的誓言”的准则是否正确，只要自己不说出来，就没有人知道已经告到了校长。令他左右为难的是，是否他能把自己说出来的行为解释为公平的，是否自己对所涉及到的两个朋友的关怀行为能够符合自己道德信念。如果他的行为能与公正标准相吻合，那么他将不会感到“羞耻”，将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乐于承担责任”；否则的话，他认为就必须要对自己和朋友承认犯了一个错误。 艾米的困境是这样一种情况，她看到一个朋友拿了别人的一本书。在把这个问题解释为诚实的冲突，以及对关系作出反应时，她犹豫是否冒着伤害一个朋友的危险对另一个朋友受到的伤害作出反应。她面临的是，在自己已经看到和知道的情况下如何行为的问题，因此在她的建构中，讲与不讲都构成了一种反应。正像杰克考虑到违背了自己的标准，违反了自己的诺言， 因而出于对朋友的忠诚而对自己的原则作出让步一样，艾米也考虑脱离友谊来确定一个自己相信的标准，一个共同的和关怀的，保护人们不受到伤害的标准。但是，假定有了这个标准，她 还是考虑每个朋友受伤害的程度，集中考虑这一局面的各种因素．以便评价自己的行为最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正像杰克犹豫出于友谊的行为是否会违背个人正直标准一样，艾米也担心是否肯定了自己的信念，她将伤害一个朋友。 在描述自己对如何行为的思考时，艾米重构了自己参与其中的与内在声音的对话——一种包括他人，也包括自己声音的对话： “没有人会知道我看到了这件事，没有人会以此来反对我，但当你开始坐在那里想这件事时，会想到将有人知道这件事——你一直确信自己没有说出来，这的确使我感觉到不舒服，因 为我的朋友就坐在那里。“有人看到我的书了吗?哪去了，帮帮忙！下节课我要用这本书。帮忙找找!不在这里，哪去了呢?’我认为如果你知道_广这件事，更重要的是说出来，你知道自己的确不是在扯闲话什么的，因为你知道最好是说出来。”正因为她意识到他人的求救使隐瞒成为关怀上的失败一样，处在这种关系背景之下，讲出来并不是在扯闲话。但是，这种依赖背景的分析方式容易造成解释上的变化，因为在关系背景下的变化将使她的关怀行为变成一种背叛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