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思潮史的主动脉

近代学人致力学术史研究，超越古人的处所在于，视野更为开阔，观念及方法均发生近代转型。如对学术作分科解析，注意学术产生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考察中外学术的交互影响、比较中国学术与异域学术(尤其是西方学术)之异同，等等。其间于学术史研究贡献突出的是梁启超，他抱着“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②的宗旨，注目于传统学术的再评估和新学术的输入。他写作干)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计划十六章，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演化之迹，但仅写出前六章而辍笔。梁氏晚年曾立下做“中国学术史的志愿”，撰写出《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小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断代或个案学术论著。后二书尤为精粹之作，于清学的渊源及演进脉络，条列明晰，论断每有创意。梁氏虽未留下一部完整的中国学术史，但他在关于中国学术流变全过程的宏观把握方面，确有过人能力。今日的流行说——中国学术历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一宋明理学一清代考证学”，正出梁氏《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概括。以此为基础，现代学人多倾向十将小国术流变分为前后衔接的七段：“先秦诸子学一两汉经学一魏晋玄学—唐佛学—宋元明理学一清代朴学一近代新学”。当然，这是就主潮而言，每一阶段又都保留着前代学术的流裔，并存种种与主潮相歧升的旁门别派。 与梁启超齐名的又一学术史家是章太炎。他辛亥前力倡“排满革命”时，即十分重视学术史研究，把中国学术称作“国粹”，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他对经学、史学、文字学、伦理学都提出若干新见，并对学术流变的成因独具慧眼。章氏在论及中国学术的歧变时说：“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①认为“地齐”(地理环境)、“政俗”(政教风俗)、“材性”(人才素质)三者共同导致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的演化。章氏进一步指出，时代愈趋进步，人们交往扩大，而天才不世出，地理环境与人才素质的影响在缩小，对学术流变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因素，“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②这是确当之论——造成学术流变的因由，除应考虑“地齐”、“材性”外，更多地应当从“政俗”即社会因素方面深入挖捌。 另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则从“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的视角，探讨中国学术流变：将诸子学说光焰万丈的晚周称之“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两汉为停滞期，自六朝至唐宋，佛学入华，“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又因宋儒调和中印思想，此一受动时代“又稍带能动性质”。宋以后至清，“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佛教又见告矣：西洋思想是也。”③显然，王氏寄望于今日学术由受动于西洋思想，如能调和中西，则可达到能动境界。这是一种开放的、颇富前瞻性的学术流变观。循此思路，现代学术史家多注重周秦之际、明清之际、清民之际三个历史转折期的学术演化，以之作为探讨中国学术流变的枢纽。 古人和近人对于中国学术流变的论述，或良或莠，或深或浅，却弥足珍贵崮为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思维教训，奠定坚实的前进基地。 关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有一种习惯的说法，即认为从曹魏时代的王弼开始，主要通过对于道家思想的新阐释，建立起一个有关本体论的学说体系。这一看法一方面是直接受到了近代以来不断输入的西方思想史(尤其是哲学史)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同中国学者对于道家玄理之思辨性的特殊理解不无关系。如若我们将亚里士多德哲学看作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并以此规范我们对于一般所谓“哲学”的理解，那么，从古希腊前苏格拉底诸贤起，中间经过巴门尼德、柏拉图，最后集大成于亚里士多德的这段心路历程，至少在表面形式上同王弼一系列玄学的兴起似有可供比较的相像地方。不过，站在现代文化哲学的立场，容不得我们不多做一些实际内容方面的考虑；就某种特定的学术思想而言，其形式与内容之间本身便有着一个解释学的循环。这就提醒我们注意深入历史，时时留心文化不仅具有特性而且有其惯性这一事实。也就是说，魏晋之际的这种思想变化尚需要一种来自学术史本身的说明。上世纪初，小学家黄侃在撰文谈及魏晋这段学术思想史时，一则说：“哲学之称，非吾土所固有；假藉称谓，有名实乖牾之嫌；故从旧称，曰：玄学。”再则说：“肇自羲画，下戾爱兹，言玄理者，众矣。”①这表示，黄侃是从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连续性方面来看待魏晋玄学这一学术思潮的；他的这种弘旷的识度甚至的映在论文的题目上——曰：《汉唐玄学论》。 阎若璩以《疏证》辨伪，攻隙之精准，考据之翔实，旷无前人。但反对者依然持论相讥，个中大者，非毛奇龄莫属。据史所载，西河“特重经学，曾以老疾不能全注《书》、《礼》及《论语》、《中庸》为恨”；他还反感宋、元以来的疑古改经风气常发不平之言。自《尚 书古文疏证》掀起辨伪热潮后，毛氏一改旧态(毛奇龄自视甚高，对学界群儒不屑一顾，惟于阎若璩刮目相看，谦称：“自揣生平所学，百不如潜邱”)，捉笔为剑，摆出了口诛笔伐的架势，并写成《古文尚书定论》四卷，对宋元以来一切怀疑古文《尚书》的言论，进行了驳斥。临发表之际，又“削去《定论》名色，而改名《冤词》，再增四卷为八卷，而再加考订”，以为《定论》之名，“不激切，不能变俗”，改名《冤词》，“不但可以鼓动风潮，激起学界注意”①，当然也强化渲染了申诉、平反的号呼。 毛奇龄辨古文《尚书》的言论，主要集中在《古文尚书冤词}八卷本与《经问》卷十八所附《古文尚书冤词余录》中，全书的内容，可详列十类：“一日总论，二日今文尚书，三日古文尚书。四曰古文之冤始于朱氏，五日古文之冤成于吴氏，六日书篇题之冤，七日书序之冤，八日书小序之冤，九日书词之冤，十日书志之冤”①。体例上也可分作两部分；第一、二卷为正论，引用大量的文献说明《尚书》今、古文以及《尚书》百篇、百二篇与五十八篇的来历，以正视听；第三至第八卷为驳论，驳斥宋、元以来所有对古文《尚书》起疑的言论，力辨其真。 正论部分，毛氏主要据《隋书·经籍志》“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的记载，称：“梅赜所上系孔传，而非经文”，并陈述历来儒者的治经风气，所谓“向予解经并不敢于经文妄议一字，虽屡有论辩，辩传非辩经也，即或于经文有所异同，亦必以经证经”。山此断定“今乃以孔传而妄议古经，以孔传之不伪而妄议占经之伪”①。这里，毛氏把站不住脚的梅赜版古文《尚书》，降格为对《书》经的解释(孔《传》)，以偷梁换柱的手法避短，体现了很鬼的辩论技巧。 通观《冤词》全文，类似的伎俩屡试不鲜，钱穆贬称之为“乘瑕蹈隙，避坚攻脆”，如“兵家之诡谲”③。这样一来，守御之师摇身而成了问罪之师，且赫赫然有了结论，谓：“古文藏内府”，“永嘉乱后其书并存而特以无传”，“梅赜乃上孔氏以补《尚书》诸传之阙。是梅氏所上者安国之传，非古文经也。安国之传，东晋始行。古文之非东晋始出也。故唐宋晋书不载梅赜上书事，以为不关本经，不足轻重。而旧晋书及隋经籍志则各为载入。然犹恐误认孔传为吉文，乃先曰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经文，然后日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女之。此其明白为何如者。乃不学之徒妄云梅赜上古文，以致一讹再讹，顿成千古不白之冤狱”④。 驳论部分，毛氏首揭“古文之冤始卜朱氏”，因其“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宋元以降，学风不古，世儒“过遵朱氏，宁得罪先圣贤，必不敢一字道朱氏之谬。加之入明至今，立学取士皆用其注书，虽孔子复出无如之何，致使陋劣之徒，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锻炼成狱”，师道尊严促成了伪《书》一说的畅行。 继而，毛氏从源头梳理，针对朱熹、吴械怀疑悔《15》的理由，加以反驳，并用“《书》体无难易”，“每以体制分平险”的解释，否定“《书》，凡易读者皆古文，难读者皆今文”(吴械语)，以从”《15》，凡易读者皆古文，伏生所传皆难读。夫伏生口授蛔何，偏让其难， 而易者全不能记”(朱熹语)的疑。他说：“《书》体无难易之分，惟典谟深穆，颂命庞和，训诰通晰，誓诫峻激，每以体制分个险。盖庙堂之上，高文典册自与示师告众者不同。故有谓盘庚大诰，义直意曲，朴锲与寡莽兼而有之，且亦时代升降实使之然。《左传》简整，而《国策》悍曼，大小《雅》至变后则其词反险奥历落，与前迥异。足以禹誓、甘誓尚自坦缓，至商周加之以桀纵之气。韩愈所云：“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指商周言，非尢谓也。今十分体制，小辨时代，单以古文今文较量难易，且谓今文艰涩，而古文平易，是其古文中无盘庚大诰，多士多方耶?抑其今文自盘庚大诰诸篇外，并无尧典、皋谟、洪范、无逸所云平易参其间耶?”更何况“儒者读经当论理，不当论文，即欲论文，亦当论其文之近于理者，而难易工拙，总可勿论”①。由此断定：朱子、吴氏的疑《书》方法不足取。 随后，毛奇龄又分陈细目，就“《书》篇题之冤”、“《书》序之冤”、“《书》小序之冤”、“《书》词之冤”四例，一一申诉，其用心之密，篇幅之巨，重在“《书》词”一节，差不多将元、明及至当今所有指认〈书》伪之学者的重要论据，均囊括其中，加以驳斥。撄其锋者，清儒为大；清儒之中，百诗居首。阅览《冤词》全文，凡冠予“或日”、“戒谓”者，盖指清儒；详观内容，条目多出自《疏证》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