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其峰画集

　　孙其峰先生的艺术，有两个直接渊源：一为北京的传统画家，如王友石、汪慎生等；二为徐悲鸿主持的北平艺专。前者是“师徒加自学”的传统学画方式，后者是中西兼容的学校教育方式，他后来选择了以传统文人画为本的道路，但适当吸取徐悲鸿学派重视造型与写生的观念，不激进变革，亦不守旧复古，尊重中国画的基本特征和内在逻辑，对它的变革演进，取辩证、兼取、渐进而非极端、封闭、突变的态度。其近作的突破性变革，也是如此。 　　依动静关系区别，花鸟画可分为三大类：突出动势者，突出静势者、介于两者之间者。第一类如华新罗、任伯年，第二类如恽南田、潘天涛，第三类如吴昌硕、齐白石。类型本身并无高下之分，差异在于把握动静及其关系之“度”，在于动静体现的境界与品位。一味趋动易躁，一味趋静易僵，一味调和两者易平庸。其峰先生的画，大体属动静兼具且平衡的一类，但长期以来，他对外在动静的把握胜于对内在动静的体察。近年来的变化是：内心趋静，动静相间的画面越来越突出了个人的生命感受，作品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生机盎然、乐观进取，而不是冷逸荒寒、多愁善感，是其峰先生花鸟画的精神品性。典型作品如《迎春花》(与霍春阳合作，1978年)。从理论上说，审美形式的乐观进取不一定比荒寒冷逸更有意义，但乐观进取作为人的生命需要和精神特征，无论在生活还是艺术中，都有永恒的价值。先生的乐观进取精神与儒家思想有关，也是20世纪社会革命环境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铸造的。历经“文革”以后，他对扭曲的历史和扭曲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反思，更深刻地理解了人和自然、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作品意象更多样更有个性，形象更具内在魅力了，而乐观向上的基调并没有改变。在这各自的基调之外，我们还能感到一种丰富的东西，如恢宏里含有精致，冷寂中透出清艳，枯寒之境活跃着生命等等。总之，作品的内涵更丰富，因而也更耐看了。 　　其峰先生画花鸟，求真求美。求“真”，指他重视写生和造型，努力从写生中获取创造形象的源泉与能力。他槟弃只知临摹古人的保守主义，但不主张以素描改造中国画，不以“写实主义”替代写意传统。对于自己师法过的北京传统派和徐悲鸿学派，都采取了“师法舍短”、有取有弃的态度。 　　求“美”，指他选择以秀丽、活泼为特色的小写意（半工写），而非以“重、拙、大”为宗的大写意，在风格上追求优美而非崇高。他以平常心看自然与人生，不孤高、不冷僻、不狂怪、不奇异、平淡清新，雅俗共赏。这选择根于他的师承与志趣，也与他的家庭、经历和个性有深刻联系。小写意花鸟画的难点在于，如何超越寻常水准，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其峰先生长期执教，较多关注理法与技巧的传授，偏重对视觉形式（造型、结构、笔墨等）的真与美的研究。近年随着环境、心境的变化，强化了创作中的内在体验，有了更专注的情感投入，作品内在的真与美也更充实了。他先前的生活，如果说是淡于名利却忙于事功（教学与教学行政），近年则是淡于名利而远离事功，身与艺、心与物融合得愈来愈紧密。他近年作品那股清透的生命气息，正源于此。 　　写意花鸟画讲究笔墨，笔墨则讲究格调境界。其峰先生画花鸟，喜以行草和汉简隶法入画，笔画自由而有法度，技巧精熟而能变化。其作画，如行云流水、随机而生，和易而流畅，从不故弄玄虚，强行硬作，也不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和“惨淡经营”取胜。这根于天性，也出于训练与习惯。 　　追求畅机的传统中国画，要求笔墨技巧的成熟与精纯，其至境，是尊矩矱而能任自然，随心所欲而不愈矩，所谓得乎道讲乎技。但在多数情况下画家要么固守规矩而不能自由，要么过于恣纵而失去理法，要么亲于技疏于意、自足于熟练自由，要么流于轻薄率急，忽略对简拙素朴、大圭不雕的追求。因为教学需要，其峰先生有时不免重技疏意，但在这批近作中，这类倾斜已经扭转，我们看到了突破，看到了新颖的意匠，“熟后生”的笔墨，返朴归真的童心和愈来愈浓的诗情。 　　其峰先生的近作，也许意味着他在艺术上的一个新转折。中国画是需要积累的艺术，厚积薄发，大器晚成，是成就杰出画家乃至大师的规律之一─—从吴昌硕到朱屺瞻，莫不如此。其峰先生积累之厚，当代画坛难有相比肩者，我们有理由期待他的更加璀璨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