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

片断： 外部网络化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的理论前提或者理论假设密切相关的。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些重要的变化被引入了正统的生产和交换理论之中，这包括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效用最大化、有限理性以及机会主义假设等等。对有限理性的假设使得个人不可能完全通过合同来解决复杂问题。为了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又能使交易免受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就会寻求非市场形式的组织安排，比如企业。但是非市场的组织安排不应只限于企业组织一种，资源配置的复杂多样性要求不同的制度安排，在企业与市场这两种配置资源的形式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的组织形式，即存在着其他提高交易专用性资源利用效率的组织安排。 交易专用性资源作为企业的投入，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类：实物交易专用性资源和非实物交易专用性资源，威廉姆森将后一类称之为专有知识。非实物交易专用性资源不仅包括人力资本，还包括个人或组织拥有的在经营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专有能力、组织过程、信息和知识以及与特定交易相关的非正式的关系等等。正如威廉姆森（1985）所分析的“独特的技术经验……和独特的组织经验……两者都能提高资产特殊性……在使员工胜任公司工作的同时，造成沉积成本。”哈特在其模型中只分析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影响，而并未涉及其他非实物交易专用资源。但实际上这部分交易专用资源与企业的产权密切相关，继而影响到企业的产权安排。由于非实物交易专用资源无法形成书面文字，其使用也就无法正式化。这样。此类专用性资源的机会主义滥用就极有可能发生。假如企业的收益因为这类专用性资源的不正当使用而流失或减少，就需要有保护性的制度安排来加以治理。但是非实物的专用资源中与企业生产的密切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根据一个企业的具体交易特征，它们可能对企业的生产具有核心意义，也可能只具有次要意义。具体来讲，那些与公司生产无法相分离的投入品——即如果不提供这种投入品，产品就无法生产——被称为核心投入品，可以与公司生产相分离的投入品——即没有它们的服务，产品也能生产完成——被称为边缘性投入品，它们处在公司的边缘位置上。非实物专用性资源可以被应用于核心位置，称为核心性投入品，也可以被应用于边缘位置，称为边缘性投入品。当涉及到设计合适的制度安排来防范机会主义行为时，这一区分就十分重要。核心性的非实物重要资源与边缘性的非实物专用性资源需要不同性质的制度安排。一般而言，企业应该把核心性投入品内部化，但内部化也并不是防范机会主义的惟一解决办法。如果可以以其他方式防止机会主义的滥用，核心性投入品也可以存在于企业外部，通过企业之间的交易来获得它进行生产。例如在日本的汽车制造商中，零部件由拥有独立所有权的分包人提供，尽管零部件是生产的核心投入品。这是由于文化影响在起作用：日本对信任和坚实的个人关系的强调使得对商业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极少发生（威廉姆森，1985）。在哈特的模型中，对核心性投入品这种严格互补的资产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合并将其完全内部化，只有在共同所有权的条件下才能够达到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目的。但是哈特忽视了减轻机会主义行为的其他办法。相对于核心性投入品而言，一般情况下的边缘要素所有者应该被外部化。但是，究竟应该把某些交易内部化到企业中，还是完全把它们从企业内分离出来，无法确切加辨别。比如当存在明显的交易专用性准租金时，一体化是最优的形式，而对边缘性专有资源则不能实行一体化。在这种情况下，混合组织制度——混合了市场和科层组织因素的制度安排——提供了一种选择，既利用了官僚主义的管理适应性，又能够充分利用市场的有效激励优势。 现实经济中存在着这样的制度安排，而且可以从交易成本分析入手，证明企业外部网络的制度合理性。正统的关于企业与市场的分析是基于交易成本或日交易费用展开的。尽管对以交易费用为基础进行理论分析仍然存在很多争议，但是这一分析方法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一理论认为，企业组织的出现是因为市场在处理某些交易时会产生高的交易费用，而由企业来组织此类交易则更有效率。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的多少是决定某项交易由市场还是企业来组织的惟一标准。但是这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