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似一股清泉勃然涌起。 《新青年》创刊后，高擎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积极宣传民主精神和民主政治制度：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孔孟之道：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在它的影响下，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了。从此开始，一场新文化运动在文化思想界广泛掀起，《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这一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 《新青年》杂志最初由上海群益书社发行，每月一期。从1917年3月1日第3卷开始由上海转移到北京大学续办，原因是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在此期间，蔡元培又把大批才华出众的革新人才引进北大校园，如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这些被引进的人才，又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以后撰稿人又扩展到青年学生的范围，这样就突破了原有 的圈子，声势更为壮阔，最后形成新文化运动向全国迅猛扩张的火热场面。 《新青年》提出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向青年们提出六点希望：“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力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还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要使整个国民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觉醒，必须首先唤醒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注意到这点，他们寄希望于青年，寄希望于未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青春》、《今》等文章，号召青年以天下为己任，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他呼吁青年“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新文化运动揭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把斗争锋芒直指孔孟之道。长期以来，儒家学说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武器，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禁锢住中国人民的思想。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尊孔的旗号下复辟帝制。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就是向着当时的封建政治、封建文化发起进攻。李大钊指出，孔子是“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是“专制政治之灵魂”。吴虞激烈地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家族制度和孔子学说，他指出，儒家学说用孝悌把封建专制主义与家长制联系起来，造成专制主义在中国长期存在的现象，”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儒术’之弊与专制之祸俱达顶点……二十四史，浓血充塞”。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以他的文学作品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和专制制度。他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中，批判了封建道德中的夫权主义和父权主义。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7年《新青年》提出进行“文学革命”的号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文学革命包括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改革。文学内容方面的改革，是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在文学方面的反映。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 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还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认为“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文学形式方面的改革，也就是如何表达反封建文学的问题。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率先正式提倡白话文：“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应“用白话作各种文学”。他提出文学改革的八项主张：“一不用典；二不用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物字语；五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种文学形式的改革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他对传播革命思想，发展文学创作，推行国民教育起了积极作用。从1918年起，《新青年》首先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以后，白话文又在全国得到了迅速普及，1920年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文的语文教材。鲁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出色地将反封建的革命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都是用白话文写成的。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延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一场搏斗。它向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发起了宣战，唤醒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悟，它不仅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也为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传出后，举国震惊。此时希望依靠美国和各帝国主义战胜国来解救民族危机和”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彻底破灭。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0期《随感录》中愤怒指出：“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他号召民众抛弃幻想，只有靠自己”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1919年5月2日，正当举国震怒的时刻，北京政府国务院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绝望和震惊，他不得不将挽救国家命运的一丝希望寄托在爱国青年学生身上。据当事人何思源回忆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令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话，心情非常激动。”许德珩也回想当年情景说：“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 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学生获悉此消息后群情激奋，校园内一片沸腾。千余名学生及外校学生代表聚集在法科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共商行动方案。大会一致决定：由各校代表回校通知，于明日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5月4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掀起。 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十几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学生们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集会时间不长，由北大学生代表许德珩和罗家伦轮流宣读事先拟就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号召“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然后，学生们冲破军警阻拦直奔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在使馆区又一次遭到大批军警阻拦后，学生队伍又改道浩浩荡荡地游行至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赵家楼内曹宅起火后约半小时，大批军警赶到，尚未撤离赵家楼的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北大被捕的学生有20名，军阀政府恶狠狠地扬言要将他们交付法庭审判。北京大专院校学生立 即实行了总罢课，并成立学生联合会。学生们走上街头，四处讲演，积极声援被捕学生，号召各界人民与学生一致奋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巴黎和会召开，破除了他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大人民群众进发出来的爱国热情，尤其是工人阶级声势浩大的政治大罢工对反动政府的威慑作用，更使他看到新兴劳动阶级的巨大力量。 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从1918年下半年起，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等文章，热情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极其伟大意义，“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还号召中国人民应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创建一个“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新世界。1919年5月18日，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影响带动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先后走上共产主义道路，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有毛泽东、蔡 和森、何叔衡、向警予、陈潭秋、恽代英、王尽美、邓恩明、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邓中夏、周恩来、何孟雄、瞿秋白、张太雷、张闻天、俞秀松、杨匏安等。青年学生毛泽东和周恩来，是这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代表。在五四时期，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被认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刊物之一。《湘江评论》第2、第3、第4期发表的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宣传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思想，表达了充分信任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战略思想。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以后，为了创建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同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是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首先开展的重要革命活动。 上海党的发起组从1920年9月起将《新青年》改为小组的机关刊物。改版后的《新青年》以崭新的面目。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 知识分子加深对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进一步了解，《新青年》从8卷1号起还专门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主要是译载当时搜集的英、美、日、法、俄等国报刊书籍上有关俄国革命 的理论，以及俄国革命的历史、苏俄劳农政府的现状、俄国革命领袖人物的介绍等。从8卷1号到6号的半年中，译载的文章有30余篇。《俄罗斯研究》专栏的开辟，使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 视野大为开阔。 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在把《新青年》作为公开的机关刊物的同时，为了更直接、更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推动共产党组织的扩大和发展，在十月革命胜利3周年纪念日——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共产党》月刊大量介绍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建党经验。此外，还在“世界消息”专栏内，报导了各国共产党建立的消息和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 《共产党》月刊被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列为必读材料之一，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共产主义者，也都热忱地阅读它。当时，毛泽东在通信中赞扬这个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共产党》月刊的创办，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提高了共产主义者和先进青年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海党的早期组织除公开或半公开出版理论刊物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这些著作都是作为单行本发行的。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