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瑞管理随笔集

一、社会组织的影响 中国的管理，产生于自己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的基本形式，在古代， 就是家族和血缘团体，在当代，就是“单位”。 中国的社会组织，一直未能斩断其与家族以及血缘结构的关系，古代自 不待言，民国的“四大家族”、各种派系，无不具有浓厚的家族血缘色彩。 当代的“单位”，如果撇开其他因素单单从组织结构分析，其实质就是家族 血缘组织的同构放大。从企业中强调“爱厂如家”，到对政府官员沿袭不绝 的“父母官”称谓，都反映了这一同构性。单位的成员如同依赖家族一样依 赖单位，一切都要依赖“组织”。单位和家族的同构，使中国的管理者面临 的是一种未经工业化洗礼、未剥掉温情脉脉面纱的组织环境。正由于这种同 构，在中国各式各样的组织里，绝大多数管理者并未经过严格的现代化组织 管理训练，只要具备了一个好“家长”的素质，就完全胜任管理需要。极少 数掌握了先进管理理论、技术和方法的先进分子，也会在实践中发现自己所 掌握的所谓“科学”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不要说相信西蒙、杜拉克会处处碰 壁，就是相信泰罗、法约尔也会无用武之地，只有向传统的“治术”靠拢才 是惟一可行的现实选择。 在这种组织环境中，中国的管理始终以社会中固有的习惯方式为主。所 谓以《三国演义》治理工厂，以《论语》指导国家，以《孙子兵法》从事经 营，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传统惯性。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即使“引 进”了一些新的思想和方法，也无法跳出“中体西用”的框架。对杜拉克的 引进以及“目标管理”在中国的实施和变味，使中国的目标管理远远离开了 杜拉克的思路，就是这种“中体西用”的典型表现之一。但是，现代化的需 要，使管理的改革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于是，现代和传统的杂交造就了 中国管理的独有特色。有的学者把这种特色形象地称之为“管理青春期”。 尽管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仅仅把“管理青春期”放在私营企业范围内予以考 察，但仔细分析，从政府组织到国营企事业，虽然其“年龄”已不算短，却 没有经过由自然经济社会、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蛹变”，在建 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政府和国企，都没有度过这种“管理青春期”，与私 营企业相比，它们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种“管理青春期”已经与现代化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由于社会组织(包括政府、事业、企业)存在着传统化与现代化的交织，因 而管理也存在着家庭化与专业化的矛盾。中国现存的各种组织，既有传统因 素，又有法理因素，更多的是在法理因素形式下蕴藏着传统因素的内容，在 规章制度支配下依赖人情关系运转。这种尽管没有成文规定但却渗透于组织 机体的血缘、亲缘、地缘(或变相的宗法关系)，使宗法式管理行之有效。如 走后门，找关系，或者以父子同构的上下级关系形成准血缘，以人情送礼关 系建立准亲缘，以校友会、联谊会等关系组构准地缘，等等，都是实际管理 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公事私办”成了普遍法则。凡是在中国能够取得 一定成功的管理者，无不深知其中的奥妙，以至民间有“关系就是生产力” 的说法。而用于建立关系的寻租费用，仅公款吃喝(不包括私费)一项，90年 代中期就达每年300亿元，据估算现在每年为1000亿元左右。 但是，中国社会毕竟发生了变化，“单位”毕竟不同于“家族”，国家 和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政府职能的转化，以及实现管理行为法治化的要 求，已经超出了传统型官员的经验和能力。国家的社会服务职能的迅速扩展 ，使习惯于老一套的管理者捉襟见肘。民众自主意识的增强，纳税人概念的 建立，使熟悉管制方法而不熟悉契约方法的领导人难以对付。特别是在经济 领域，企业的规模会超出管理者的负荷能力，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会使管理 者的官员习惯不再适应，现代管理的要求会使管理者经验积淀和知识准备呈 现严重不足。因此，如何在社会转型时期同步实现管理转型，使管理者不但 适应社会需要而且能够促进组织的转型，是中国管理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问 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程度，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变化程度，超 出管理者再学习的速度。专业化的技术人员(不是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开始在 各类社会组织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治国”已经成了官方的权威 导向。但是，多数技术人员仍在传统型的管理人员手下讨生活，“外行领导 内行”的问题日趋严重，而作为管理人员的外行，缺乏向内行转变的动力， 选拔管理人员的天平仍侧重于政治而并非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专业人员对 科学和技术的忠诚，会造成对家长威望的挑战，削弱人身依附式的忠诚。如 果管理人员不能及时转化，有可能会造成严重冲突，甚至爆发某种管理危机 。 P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