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公自选集

　　《张志公自选集》在志公先生诞辰80周年之际，终于在“张志公教育思想研讨会”开会之前出版了，与广大殷切盼望的读者见面了。 　　1995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张志公初中语文教材编写组在北京召开“张志公初中语文实验区经验交流暨表彰会”，志公先生到会，以实验和交流为中心发表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话，并向获奖的实验区和教师发奖，分别与与会代表合影留念。会上有不少教学研究人员和老师提出成立张志公教育思想研究会。志公先生知道后，找我和赵大鹏、顾德希商量。志公先生说：“研究会先不要成立，成立起来搞不出东西那不是空有其名吗？我看先搞研究，待有了成绩再说，让它水到渠成。我倒有个想法，今年11月是我79岁生日．按照北京人的规矩，庆九不庆十。你们商量列出一些题目，请人准备准备，我列个名单，11月份请北京的一些人来开个会，讨论讨论，也算是给我庆个生日吧。外地的就不要请了，那要花好多钱的。”我们三人都很同意志公先生务实而不贪图虚名的意见，表示一定要好好准备准备。但是，先生没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我们。 5月29日上午，八宝山第一告别室告别会后，我、张厚感、赵大鹏、顾德希、薛川东、张彬福等几位，陪同张国风等亲属一直送先生到一号炉前，含着泪送走了先生。出来之后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就在八宝山西门内凉亭下商定：一，按先生要求把教材修订好；二，庆九不可能了，等先生80华诞时再开研讨会。我们想这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志公先生对他主编的初中语文教材从编写到实验的每一环节都非常关心。他不仅在编写教材前的1992年夏对主要编写人员进行培训，就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应注意的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而且还多次参加征求意见会、教师培训会，对教材的编写和实验及时地给以指导。比如： 　　（一）1993年5月，在教材第一册刚刚出版的时候，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张志公初中语文教材编写组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一批参加教材实验的实验区教研员培训会。与会的有贵州省遵义地区（今遵义市）及遵义市（今遵义市红花岗区〕、铜仁地区，天津市及天津市红桥区，黑龙江省宁安市等地的教研员。志公先生到会，和参加会议的人员座谈，鼓励教研员认真抓好实验，并与与会人员合影留念。 （二）同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张志公初中语文教材编写组在清华召开参加第二批教材实验地区的教研员培训会。与会的有河南省省教研室、新乡市教研室、原阳县教研室的教研员，河北省沧州地区教研室、南皮县（志公的老家〕的教研员。志公先生到会，同与会人员座谈，合影留念，并即席就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问题，以及如何改革我国语文教育落后现状作了长达40分钟的讲话。提出通过两年时间应该使我们的孩子能够做到出口成章──即略作准备，站起来就能说一段完整的话，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在阅读方面，应该使我们的孩子能做到一目十行──即从大量的信息中能很快的抓住重点。志公先生还为大家用湖南话朗诵了毛泽东的诗词，用四川话学陈毅讲话。 　　（三）1994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张志公初中语文教材编写组，请北京市语文教育专家、特级教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开座谈会，就已出版的初中语文第一册、第二册征求意见。志公先生亲自到会和与会的专家交谈，请专家们对教材毫不客气地提意见，因为这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大问题。会上先生作了语文教育要与现代化建设接轨的讲话。 　　（四）1994年秋南京市鼓楼区开始张志公初中语文教材实验。10月，志公先生到苏州出席并主持叶圣陶诞辰100周年举行的“叶圣陶与时代”研讨会，去前先生说要到南京鼓楼区看看，于是我和张彬福陪同前往。火车上先生给我们讲目前语文教育中的问题，课堂教学如何搞启发式等，一路很兴奋。在南京，逗留三日，与江苏省教研室，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座谈，还在鼓楼区向中学语文教师作了题为“语文教育要科学化、现代化，要与现代化建设接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 　　（五）1995年5月天津市红桥区教育局召开张志公初中语文实验阶段性总结会，先生原计划是要到天津去的。他说实验很辛苦，我们应该去看一看。但先生因身体不好难以成行，特意作了录音讲话、让编写组的同志带到天津，鼓励实验区的教师搞好实验。 　　（六）1995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张志公初中语文教材编写组在北京市顺义县召开全县实验教师上岗培训会，志公先生到会。就教材的编写和实验问题作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话，阐述了教材编写的原则，应该处理好的几组矛盾，他说“教材，第一个条件是对老师来讲有可操作性，对学生来讲有可接受性”，“编教科书的语言”要“正好符合他们（指学生〕那个年龄段的心理状态，思想状态”。强调了语文教学的目的──提高学生读、写、听、说能力，使孩子更加聪明；同时强调了教师在教学实验中的重要作用和应注意的有关问题，鼓励教师大胆实验。 教材编写过程中，编写组负责人赵大鹏、顾德希每次活动都组织编写组的成员学习志公先生的有关论述，在实验区反复宣传志公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这套教材基本上体现了志公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实验也是遵照先生的指示认真进行的，所以1995年1－6册教材全部出版后，他在医院就”初中语文”送审问题口述给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一封信。信中说： 　　我搞了几十年语文教育的研究，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距离党的委托、人民的需要还差得远，语文教学的改革从总的看还不理想。一个中学生，在接受了基础教育以后，还不能达到听、说、读、写的要求，中国人学自己的语文甚至比学外语还要难，这是说不过去的事！我们这些搞语文的人是要承担责任的。语文课要教知识，要训练能力。但是，教什么知识？能力怎么训练？都要研究探索，找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才能够在大的范围里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取得成功。因为如此，我试编一套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中语文教材，实实在在的在提高学生语文能力上做点工作，踏踏实实为子孙后代做些事情。现在，这套教材编完了六本。从一些地方的实验情况看，特点是显著的，得到了肯定。当然，我编的这套教材，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理想的样子，实验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目前正在着手修订。因此，敢送请审查，请指示办理各项有关手续。 　　此后先生还多次谈到语文教材应该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统一考虑，再不能各编各的了。现在有了初中语文，应该下连小学，上通高中，鼓励我们先把高中语文编出来。我们到北京医院看他时，他还兴奋地给我们讲他对高中语文教材框架的新思考，不难看出先生对编一套好的语文教材，改变我国语文教育的落后状况的殷切期盼。 　　我们在教材编写、出版和实验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志公语文教育思想的价值，各实验区的教研员和教师也多次来电来信索要学习材料。在我们正准备编一些材料时，一次到志公先生家去看他，他讲起要编一个自选集，王本华已给他列出选文篇目，他己看过，基本同意了。还有徐州陈大庆给他编了个学术年表，同我商量是单出好呢，还是附在自选集后边好？我建议附在自选集后边。先生问我能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当即答应了，回到社里就列入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还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志公先生过世后。一天王本华给我打电话，问我志公先生的自选集还能出吗？我回答说：“当然要出，我正等着稿子呢！我在志公先生面前说过的话是算数的。”王本华告诉我，自选集文字较多，拟将陈大庆编的学术年表附在《张志公先生纪念文集》之后，我觉得可行。现在志公先生的自选集和《张志公先生纪念文集》在先生80华诞和“张志公教育思想研讨会”召开之际出版了，国家教委审查通过的张志公先生主编的“初中语文”教材1－6册也正式出版了，这不仅可以告慰先生，而且也给愿意沿着志公先生开辟的语文教育改革的路继续前进的教师提供了精神食粮，所缺憾的是先生交给我们小学语文、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出版任务，因先生的离去，就很难完成了。不过，我心理上稍稍平衡的是，北大出版社已决定张志公初中语文教材让我全面负责，我将有机会深入调查研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使这套教材修改得更好，更完善，更适合语文教学改革的需要，以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在志公先生的自选集前写东西，按说应请大学者，请大权威，而我却不揣浅陋地写了上述这些话，实为表我对先生不能不表的感情，也给这本书为什么出版和为什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提供一个背景材料。我想先生是不会怪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