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post-theoretic era

《“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研究思路是从文化理论的维度来考察全球化在“后理论时代”的各个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和作用，作者认为，后殖民主义经过一度式微之后再度崛起：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这三位代表人物先后发表新著，使得学界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与文化身份、种族问题、流散现象以及全球化问题融为一体，并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酿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早先的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以性别研究的形式出现，并逐步分化为“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和“怪异研究”等，这些研究课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多元走向。全球变暖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导致文学批评中生态理论话语的异军突起，生态批评家一方面注重生态环境写作和对经典文学文本的生态视角阅读，使文学作品被隐匿的意义得以发掘出来，另一方面又试图从文学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之角度出发对生态批评的理论本身进行思考和重构。《“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第三编中的一篇文章就是作者试图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建构后现代生态环境伦理学的初步尝试。随着全球性移民潮愈演愈烈，“流散”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作为其必然结果的“流散写作”的崛起，尤其是华裔流散写作的崛起，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对文化重建和文学史重新书写的导向作用。文化研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演变后已经愈来愈不满足于英语世界的局限，因而逐步发展为“跨（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它虽然对传统意义的比较文学产生过某种挑战和冲击，但在另一方面，又与后者形成了某种互动和互补作用。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虽然在西方被认为已经“死亡”，但它的“跨学科”、“跨文化”以及“跨边界”等特征则使其在全球化的时代又获得了“新生”。在一个以信息传播为主的高科技时代，人们对文字阅读的兴趣逐渐转向对图像的迷恋，因而出现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的“图像的转折”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和理论的功能的转变。作者在《“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中试图从一个广阔的跨文化理论阐释的视角对上述各种出现在“后理论时代”的人文思潮进行评介和理论阐释，并结合其在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和变形提出可与国际同行进行讨论和对话的独特见解。作者认为，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为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走向世界进而在国际人文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铺平了道路，在这方面，经过改造和重新建构的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下的“新儒学”至少能够成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普适性理论话语之一。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人文学者有许多工作可做，而《“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讨论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此外，《“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还对马克思主义与解构理论的对峙和对话关系、哈罗德·布鲁姆的修正主义批评理论、让·鲍德里亚之于中国当代消费文化的意义等热点问题作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应该说，上述这些课题都与“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