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s de Marx

    德里达之为德里达,恰恰在于他对待哲学的那份严肃和苛刻,在于他的解构热情背后的那种等级颠覆的政治学。文本游戏固然是德里达哲学的特色,但那只是一种策略,一种用来揭示压抑历史和现实的霸权话语的自我在场幻象的策略。因此对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我们尤其需要从一种建构的意义上去加以领会,方能体悟到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思维运作背后的踪迹。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在此违译的德里达在90年代的又一本引起轰动的著作: 《马克思的幽灵》。      对于解构哲学或者说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西方学者已多有论及。虽然从一种激进的或彻底的解构批评的立场来说,马克思主义看待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体化方法仍然属于那种“大话式的”宏伟叙事,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建制的批判性分析,同时也为解构批评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接打人了革命性的楔子。正如美国当代最杰出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1972年)一书中曾经说的: “对不同的东西的价值分别进行的研究所得到的十分相似的内容,如马克思对货币和商品的研究,弗洛伊德对情欲的研究,尼采对伦理学的研究以及德里达对语言的研究,本身就是决定这些不同对象的东西:黄金、阳物、父亲或君主或上帝以及口说语言相互之间的隐蔽关系的一个标志”。当然,这并不意指着马克思主义与解构批评之间有着完全的理论同一性,恰恰相反,它们各自的价值正是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正是这种差异性,为当今的各种后结构或后现代理论反讽式地挪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能。实际上,在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中,在列奥塔的利比多经济学中,在包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中,在拉克劳和莫芙的反政治霸权的政略中,在赛义德的东方学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中,还有在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中,我们都可以感知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幽灵般的徘徊,用德里达的话来说,我们都是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无情驱除或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的“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所以,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还是对我们自己,都要在一种“幽灵学”的谱系中进行理解。      不过,上面所论只是我们对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提出的一个阐释性的背景或语境,而实际上,德里达写作这本书有着更为直接的政治背景,这就是:随着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阵营内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又一次出现了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的时代已经来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历史行将结束,未来的世界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以及由之而生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一统天下,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行将来临,未来将是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与这样一种乐观情绪相对应,西方的知识界和学术界也在开始思考社会主义和作为其政纲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的位置和命运。1993年4月,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思想与社会中心为此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国际讨论会,与会代表包括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波兰、罗马尼亚、墨西哥、德国、法国等地的著名思想家和理论家,大会的议题就是:在国际观点的全球危机中,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德里达作为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当然被邀请之列,并被大会安排作了两次专题发言,发言的题目是马克思的幽灵们——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我们面前同名著作就是根据这两次发言扩充而成的。而其他与会者的论以《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为题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