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

国际战略问题
二十一世纪将是埋葬社会主义的世纪吗？
将仍然是“美国世纪”吗？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战略决不是用
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不与人合作的
一连串“不”字所能概括的 我们没有
必要充当第二个“不先生”。
要把美国从世界霸主的宝座上体面地
“请下来”。
实力政策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中国的军
备水平至少应该与法国相当。中国应该
慎重地、有选择地、适度地参加必要的
联合国维和行动
社会制度问题
前苏联东欧的解体，不能证明科学社会
主义的失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农民，每到革命的关键时刻总是站在资
产阶级一边。
在“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指
导下，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全线进攻，斯
大林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干预一
切经济活动的社会主义体制。
意识形态问题
中国现在还是在搞社会主义吗？社会主
义道路到底怎么走？
没有人能搞垮拥有五千多万党员的中国
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要自己搞垮自己
一个领导十二亿人口大国的大党，在思
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变得缺少足够的
影响力和主导力 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
去的。
可以把中国新时期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
态体系建设比成一棵大树，中国的传统
文化是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
干，吸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枝叶，
结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硕果来。
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真是多灾多难，正当她过
了一关又一关，艰难迈进世界市场时，
前面又竖起一堵“绿墙”！
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带来的
巨大效用的时候，大多数人对未来世界
可能产生危机的警告常常置若罔闻。如
果仍按目前的生产污染和资源消费的速
率走下去，我们断然不能生存下去。
历史留给我们及后代的回旋余地是狭小
的，调整时间是短暂的，基础条件是苛
刻的，发展机会是最后的
市场经济问题
本世纪东西方冷战的形成，就是基于对
市场经济制度的判断，从而发展成为意
识形态对立和制度对立的。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以后的改革信
奉的是“行动哲学”。这种情况一直持
续到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之后才结束。
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不是深刻的经济
危机的结果，而是社会压力的结果。生
活在转轨经济下的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
制度前景呢？又将得到什么 失去什么？
好走的路已经走完，下一步改革会遇到
更多的挑战。从现状出发，中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可能面临三种不同的前景。
国家资源分配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所有被小
心翼翼绕开的问题，已累积成今日无法
避开的社会矛盾。
目前这种财富占有格局的形成，是由于
资源的分配、占有及使用不公而引起的
在短短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已走
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过大这一段漫
长的路。
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
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
们便不会奉公守法，而是会仿效那些投
机取巧以及贪污受贿者
恐怕不能在清算“计划偶像”的时候
又用“市场偶像”来误导社会。
财政问题
改革往往滥觞于财政压力，如何克服财
政压力，对治国者来说事关重大。
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犹如一群人在
瓷器店里争夺瓷器，一部分人在多拿的
同时，还会打破许多大家本可以分到手
的瓷器。
地区分权日益成为深化改革的阻碍，是
造成中央财政空虚的直接原因，使地方
政府成为中央政府在推进改革中的主要
谈判对手，地方分权加剧了经济过热，
形成了经济割据
经济学中的立宪改革首先是财政改革，
财政立宪首先会从税制改革体现出来
人口问题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20多年，累积少出生
人口3亿以上。尽管如此，本世纪末人口
仍将达到13亿，2010年将突破14亿，
2050年在达到16亿左右时 才有可能实
现零增长。
我们可以批评这些人目光短浅，然而他
们的认识却源于实践，改变其认识――
也是最有效的批评是改革脑体分配不公
的现实。这是一项关系到家庭愿不愿意
对孩子进行智力投资的改革。
怎样渡过人口老龄化这一关？
粮食问题
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强调“粮食生产事关
全局”。
在全球，每天8亿人在挨饿，5亿多儿童
食品不足，智力和体力得不到充分发育，
4万人死于饥饿。
布朗危言耸听的“饥饿世界”犹如巨石
投水，一石千浪，给所谓的“中国威胁
论”又增添了新的涵义
中国粮食的大波动式危机，往往是由重
工轻农、损农引起的。未来五年，中国
粮食会不会出现大波动式危机？我们有
什么对策？
国有企业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是“投入产出’效益最低
的，国有企业改革的继续延误将使中国
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
国有企业资产的大量流失已成为严重问
题，“合法”流失比非法的流失更为严
重。有人估计，国有资产流失已达5000
亿元；又有人估计，现在每天流失1亿多
元，全年就是500亿元；也有人估计，一
年流失的是1000亿元。谁能说得清呢？
国有企业是盈是亏？中国国有企业能否独
立于政府？国有企业是否应该退出竞争性
行业？国有企业是否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的
目标？15年后，中国国有企业会是怎样？
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
问题。如何重新唤起中国农民在80年代
初期所表现出来的那股冲天热情和干劲
重新激起农民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由世代
积累下来的巨大潜能，再造21世纪中国
的新文明史？
现代农业既有那些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
传统农民，也有西装革履、手提密码箱
的现代商业农民
我们总是更多地在口头上大谈农业的重
要性 “口号农业”究竟还要喊多久？
农民问题千头万绪，根在一个“利”字。
失业问题
中国综合失业人口（隐性失业＋显性失业）
大约有1.8至2.6亿的规模之巨，几乎相当
于全部美国人口。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为什么失业问题反而越来越严峻？
失业是社会的毒瘤，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失业使人心理失衡，当失业率上升，失
业者群体逐渐扩大的时候，失业对社会
稳定构成的危险也呈几何级数膨胀。
在社会稳定允许的范围内适当的失业率
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一个宽松的环
境，单方面强调安置很可能贻误改革的
良机。
科技战略问题
近年来科技体制改革最著名的说法是稳
住一头，放开一片”。看样子，“稳住
一头”并没有稳住，“放开一片”的政
策培养了一小撮“科技大款”，鞭打了
一批“拉车”者，造就了一批“一家两
制”的家庭 为国外和外资企业输送了
大批人才。
每年有90％的科技成果没有转化，意味
着90％的科研工作是白费功夫，90％的科
研经费在白白浪费。
中国工业企业500强的销售收入统统加起
来，竟然抵不过一家三菱公司，这背后
的事实是，中国工业企业500强平均摊到
的研究开发经费只有三菱公司的1/500
政治体制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则紧随经济体制改革，
不露声色，稳扎稳打 审慎稳妥，以至
有些人误视为“滞后”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
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
息。
如果一种较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得不到及
时制止和解决，毫无疑问，它与政治体
制不能说完全没有关联
历史的未来，人类的希望，将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尤其是
中国的改革。
环境问题
几乎所有城市的降尘、颗粒物和二氧化
硫浓度均超标，氮氧化物浓度值呈上升
趋势，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多灾害国家，因地
震、台风、风暴潮、洪水、旱、虫等多
种灾害，每年造成的损失达1000亿元左
右，这表明中国环境质量较低、稳定性
较差的现状。
工业增长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将
趋于上升，而农村中新建城镇对环境的
污染将逐渐加重。中国能够在经济高速
增长时期保持环境变化相对稳定的关键
在于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转换经济运行
机制和完善保护环境的制度
农村经济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农民一直默默地在
做着贡献，现在是应该得到必要的补偿
的时候了 起码不应该继续被剥夺。
我们一直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
人口的21％”而自豪，却很少提到它的
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仅养活了
世界上7％的非农民
市场化改革已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
希望所在。但在某些领域市场调节并不
灵验，且纯粹的市场自发调节机制还带
有一种“强者杀人 弱者自杀”的特性。
地区差距问题 建国后一度缩小的地区经济差距重新扩
大，而且越来越大。这种差距一旦过于
悬殊，必然引起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和
犯罪率的急剧上升 造成动荡。
公有制占主体的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就
强，经济发展速度就快，人民生活水平
就提高，贫富差距就缩小，社会稳定、
繁荣，如苏南模式；而私有制占主体的
地区，经济总体实力就弱，经济发展速
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慢，社会矛
盾突出，不安定增强。这是暂时的现象
还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
律呢？
地区间存在适度的差距有利于各地区利
用各自的优势展开竞争。
小城镇问题
中国领导人多次指出：中国一些城市规
模越来越大的倾向要引起警惕，无限制
地扩展地盘 扩大规划并不是良策
看来，在西方城市化过程中未能妥善解
决的难题正在中国重复出现
我们也许会看到另一幅人口流动图：当
年流向大城市的剩余劳动力已经成为一
批在现代化进程中崛起的中产阶层，他
们携带着资金、技术、人才的优势流出
大城市，重新流向现代化的小城镇，他
们所从事的新型产业在大城市与小城镇
之间已经没有距离感，却又能得到小城
镇投资费用低、劳动力价格便宜、居住
舒适、充满东方色彩的亲情感等一系列
便利。
流动人口问题
追逐更高的预期收入是民工潮的基本动
力，而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无疑增强了人口和劳动力在区域间和城
乡间的迁移或流动动力。
改革现行户籍管理体制，政府的收益是
使农民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劳动生
产率和收入，这将促进农村经济出现又
一个发展高潮；但成本却是城市失业率
上升，市民生活不便 特别是心理上的
不适应。
政府肯定会采用各种对迁移的管理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迁移的成本，却并不
足以阻断迁移之流，其规模将不断扩大
阶级层问题 经济因素，具体说是收入水平因素，决
定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
化 政治因素不再是唯一的
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所有制结构的改
造，实际上为雇主与雇员关系在中国社
会的重新出现提供了基本前提。
全国年收入在100万以上的户数最保守
的数量也是100万。新富阶层所拥有的
财富很可能在一次变动中被剥夺，而新
贫阶层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摆脱困境。
中国社会依然在强调各阶级阶层的根本
利益是一致的。
道德困境问题
中国道德文化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
社会可以主要不靠武力，不靠宗教，乃
至不靠法律而维系两千年一以贯之的
“大一统”局面 以德治天下 是中国文
化独有的智慧
理想空间的丧失，必然导致两大迷误：
或者对现代化的负面因素（恶）缺乏心理
准备，陷入深刻的失望感和信念危机；
或者一昧沉迷于世俗生活的感性快乐，
成为现代性行尸走肉和精神乞丐
现代中国人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
陷入了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道德评价
失范，价值取向紊乱，各式各样的非道
德主义泛滥，社会道德控制机制弱化，
道德教育扭曲变形……
教育问题
中国教育的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找到突破口。
有的地区在试验基础教育经费自给，逐
步与财政脱钩的做法，应慎之又慎。
高等学校应逐步建立人才培养成本核算
制度，进行人才成本效益分析，变学校
办社会为社会办学校
中国的教育要克服当前教育中的划一性
僵化和封闭性，树立尊重个人、发展个
性、培养自我责任意识的观点。
文化 冲突 问题 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已降到了百年来的
最低点，偶像失去了光环，权威失去了
威严，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
迎来了狂欢的时代
人文知识分子不可能走上经济的主战场
他们被宿命般地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
一种强烈的失落情绪浓云般地笼罩在这
个群体的心头，短时间内，他们几乎集
体上演了一场“天鹅之死’。
在英雄主义式微的时代，知识分子这种
对世俗化大潮的勇武批判很可能成为没
有观众的悲壮出演。然而，世俗化生活
绝非神话，当社会文明进入到另一个阶
段时，知识分子今天的努力将被证明它
的价值。
文学危机问题
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
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
活丧失了兴趣。
物质和精神双重夹攻，造成了可堪忧虑
的后果：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事业出
现了人才危机，这种危机有两个突出表
现一个是人才流失 一个是精神失落。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富于刻苦耐劳。但
在市场经济下，“为稻粮谋”已成为大
多数人面对的严峻现实。他们不得不向
“正业”之外出卖廉价劳动力，既浪费
了时间，更挫伤了精神。这种受挫的精
神又反过来影响精神创造，造成恶性循
环。
艺术问题
中国艺术在九十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
变。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了文化的断裂。
“五四’以来无数次东西方文化问题的争论，
是因为中国已被强行拉入到国际性的现代化
中，可以说，争论是被迫的。争论的表层是
一个现代化问题，而里层，却是一个五千年
文明的优劣问题。
“政治波普”是九十年代前的艺术在九十年
代后的一次莫明其妙的表达，是西方的东方
主义与中国艺术实践结合的怪胎。
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是我”立场的确
立已历史性地扫除了一切障碍，为建立一种
新的 有效的文化自主性开辟了一条道路
青年问题
我们应摒弃用“代”的提法来给青年下
结论，如“怀疑的一代”、“大有希望的
一代”、“冷漠的一代’等等。
九十年代中国青年的人生价值观，随着
青年自我意识和强烈的生存发展欲望的
增长，过去那种理想的、奉献型的单一
化人生追求，正在为一种现实的、具有
明确功利倾向的、个人色彩突出的多样
化人生追求所取代
与八十年代在青年群体中出现的激烈的
价值冲突，以及发生在大学校园内外的
一系列动荡相对应的是，九十年代的青
年似乎只对与他们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感
兴趣 当代青年果真不再关心政治了吗？
犯罪问题
九十年代中期发案率是八十年代前半期
的八倍，我们正在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五
次犯罪高峰。
中国的犯罪现状表现为：犯罪规模升级
危害增大；犯罪主体结构多元化，违法
人员比例增大；农民犯罪已成忧患；官
员和公职犯罪影响恶劣；团伙犯罪日趋
突出……。国际上有的犯罪种类中国皆
有之，如私造贩卖枪支弹药、电脑犯罪、
伪造货币和信用卡等等。
中国对公安投资占国家各项投资的1％，发达
国家平均为3－5％，发展中国家达9％。经费
极端拮据，有时因无钱办案而扼腕顿足，望
案兴叹……我们的干警处在最艰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