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1917-1991

　　本书围绕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档案资料。作者还曾到美、俄、波、匈、德等收集资料，对当事者作了访谈。这在中外 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在书中作者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拍案叫绝，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序 　　陈　兼 　　几年前，《中苏关系史纲》一书出版，我在书付印前有“先读为快”之幸运，当时便为其大手笔所感叹并折服。现在，《中苏关系史纲》将要再版，除由沈志华、李丹慧、杨奎松根据新披露的档案史料对各自所著章节做增订外，又由牛军重写了第四篇：走向“正常化”。日前，接到志华兄的电邮，以不容商量之口吻，要我为再版本作序。我认识志华已近三十年了，深知他的秉性。虽然我自知学识浅薄，绝没有为这么一本大书作序的资格，但面对这位老友的强硬指令，知道争辩推托是没有用的，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中苏关系史纲》是一本极为重要的学术专著，这首先是因为这个课题极为重要。中苏关系的演变，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的发展以及整个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演进，都有着紧密关联并交互影响的关系。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整个冷战时期，没有哪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过如同中苏关系那样大起大落的变化。中苏两国于上世纪50年代初缔结战略同盟关系时，两国之间的“兄弟团结”曾被称为“永恒的”与“牢不可破的”。但后来，随着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严重争端，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亦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走向破裂。此后，两国间的敌意不断加深，终于导致了1969年的流血边界冲突。此后，直到80年代中期，中苏全面对抗一直是构成冷战国际关系全部总和的一个基本要素。不仅冷战对峙双方的力量对比因之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连冷战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对抗的基本特征，也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了。到了80年代末，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全球冷战则几乎在同时走到了尽头。 　　从中苏关系发展同中国国内情势演变的关系来看，中苏两国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盟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苏联模式为楷模，建立了由国家指令占据统治地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文化的基本发展方向，也打上苏联影响的深刻烙印。50年代末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裂痕，逐步卷入了一场互相给对方扣帽子、抓辫子的“大论战”。对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也很快便涉及在社会主义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大问题。那场“史无前例的”的“大革命”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是同“反修防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进入7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起步和发展，又是同对于苏联模式的扬弃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这段历史既十分重要又有着峰回路转的曲折过程，实在是写历史的好题材，因此，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在国际学术界，多年来相关论著不少，但真正有深度并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佳作并不多。大体来说，人们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受到了两方面的大因素的制约。首先，受到中苏两国档案开放情况的制约，也囿于学者本身语言能力等方面的不足，绝大多数学者很难，也很少从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及其他第一手资料入手从事研究。近年来，随着“冷战史新研究”学术潮流的兴起，一些国外年轻学者（如吕德良、拉钦科等）开始从多边档案研究入手对冷战时期中苏关系演变进行探讨，并写出了有分量的专著。但从总体上来看，这样的杰出个案仍属少数。第二，由于中苏关系演变同现实国际政治变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很多学者在研究中的视野和方法也受到了现实政治发展的严重影响。再加上长期以来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属于政治学学科，他们的学术关注重心之所在，往往是为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各种时髦理论之间的论辩提出个案层面的“注脚”，其结果，则是所产生的论著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看显得极为粗浅，一些论者中甚至出现了连基本史实都搞不清楚的现象。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中苏关系史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曾经是“禁区”。例如，关于中苏同盟的形成、发展及破裂，在官方体系的“大叙事”中早已有一定之规，很难“越雷池一步”。同时，对大多数学者来说，长期以来也存在着看不到第一手资料的障碍。近年来，随着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及许多省市及地方档案馆资料文献的解密与开放，以及各种文稿、年谱等文献汇编的出版，从事第一手资料研究的条件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问题在于，中苏关系方面的档案开放仍然相当有限，学术利用也仍然存在着诸多限制。与此同时，由于中苏关系演变本身的历史魅力（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在这个题目上又出现了大量抄来抄去、以讹传讹的编撰类书籍，充斥于市，搞得人们良莠不分，甚至将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往往缺乏可读性）挤到边缘去了（有时甚至完全挤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苏关系史纲》的出版及增订再版，便显得尤为可贵。这本书围绕着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极具可读性，同时又具有原创性并写出了新意。本书作者的研究和写作首先是以极为广泛而扎实的第一手资料的发掘为基础的。他们在研究中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国家计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等存有的档案资料。同时，他们还广泛利用诸如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上海、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江苏等省市区地方档案馆的材料，并利用了台湾“国史馆”及其他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文献资料，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资料。他们还曾在俄罗斯和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等属于苏联集团的成员国从事过深入的档案收集与研究，也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家安全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威尔逊中心、胡佛研究所等从事过深入研究。此外，他们还对当事者做了大量的访谈。在国内外学者中，他们所做的访谈也许是无人能比的（例如，他们曾同毛泽东的三代俄文翻译——师哲、李越然、阎明复——进行过多次甚至反复的访谈）。由于他们的访谈活动是在广泛而深入的档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因此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往往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带有批判性意识，常常成为一种档案资料与亲身经历之间通过他们而进行的一种“对话”。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和尊重，许多当事人在接受访谈后将自己保存的笔记和相关文献提供给他们使用。这种情形，在中外学者中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因为这是一本扎扎实实地写出来的书，所以，其论述信实可靠。同时，本书作者还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种种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读来拍案叫绝。在此，谨列举我觉得应当引起读者注意的若干片段。 　　关于1949年以前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长期以来，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一再讲述的关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错误干预而他本人则不断予以抵制的故事，对中外学者的相关历史叙事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外学者往往强调双方存在的诸多分歧与矛盾，似乎后来的中苏分裂早在1949年前的中共与苏联关系历史中便已事先“命定”。本书的论述则表明，1949年之前，中共同莫斯科的关系发展中固然有过种种曲折，但就其基本轨迹而言，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支持和援助，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若是没有来自苏联的帮助，中共要在“旧中国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境况下生存发展”，并最终获得内战的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即便并非全然不可能，至少也要困难得多。 　　关于中苏同盟的建立，从来便是中外学界关注的重点。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之际提出了“一边倒”的大政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两个月，他又以日理万机之身亲自访问苏联，从头至尾（加上途中时间），历时达三个月之久，以求同苏联结成同盟。书中对斯大林的种种盘算以及毛泽东的应对之策的描述可谓有声有色。中苏两国最后能够缔约，既有冷战兴起以及中苏两国各自需求的大背景，又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折冲樽俎的结果。中苏两国之间建立起战略互信和合作的转折点是朝鲜战争。双方在经历了中国做出参战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曲折后，苏联在战时对中国提供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由此而展开了此后10年间中苏两国全面合作的篇章。 　　关于50年代的中苏同盟关系，中外学界的研究相对薄弱，并受到了中苏分裂后许多出于当时的政治考虑而形成的“污名化”解释的影响。本书作者则提出，中苏同盟对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转变所起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而当时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在援助中国的问题上，也是竭尽全力和敞开胸怀的，甚至到了苏联有什么，只要中方提出要求，苏联就给什么的地步。苏联领导人也并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主观意图。例如，在常常被人们当作莫斯科“大国沙文主义”表现典型案例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上，苏联领导人思考的出发点是，这不仅将会加强苏联在与美国对抗中的战略地位，也有助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现代化，从而使得中苏战略同盟关系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 　　在苏共二十大这个一直被视为中苏同盟关系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的问题上，本书作者通过对中苏双方第一手资料的研读发现，毛泽东对于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比之中外学者已成定论的看法其实要积极得多。他对于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批判，是到后来才变得越来越严厉的。而从根本上来看，使得中苏两国走上分裂之路并难以逆转的起点，并不是北京和莫斯科在苏共二十大及“和平共处”等国际问题上的分歧，而是由中国本身从“反右”到“大跃进”的一系列国内政策上的激烈转变所导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作用又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 　　关于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起始、发展及影响，本书作者既将论述的视野放大到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十分注意这同当时中国国内情势变化之间的联系。其中，关于毛泽东对于“苏联威胁”问题的强调和中国国家安全大战略的相应转变的论述，以及关于中苏边界谈判进程何以会举步维艰的描述及分析，都是中外学者在以往关于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中较少或完全没有涉及的。同时，对于中苏对抗以及中美缓和这样已经在中外学界有过大量讨论的问题，本书作者通过对于一系列关键性细节的叙述，将这个全球冷战过程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的过程极为清晰地呈现给读者。 　　在冷战时期中苏关系历史演变的各个时段中，最难写的，也许是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曲折过程这一部分了。同其他部分相比较，这一段发生得最晚，学者可以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也最少（或根本就没有）。再版本的这一部分，是由牛军重写的。他不仅将这一段中苏关系发展的复杂线索理清楚了，更要紧的是，他也在改革开放兴起对中苏关系的基本影响、1982年前后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中苏关系何以会最终实现正常化以及邓小平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等重要问题上，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基本看法。这也是本书再版本同初版本相比较，改进最大的地方。 　　本书的结论部分篇幅不长，但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在结构上所存在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极有见地。一方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由共产党所领导，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以国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然而，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从界定并追求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又必须抓住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旗帜。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结盟问题上所面临的根本性质的结构性矛盾，并难以找到从体制上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和手段。当这种情况又同社会主义国家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传承和记忆纠缠在一起时，便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保持结盟关系变得更为困难。 　　若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在本书作者的研究思路和路径中，还透露出一种关于“有意义问题”的独特界定。对于本书作者来说，他们所研究的，是一个他们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以“宏大革命”为特征的时代。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它的动力之所在，以及它所面临的挑战——仍然处在那个“革命时代”的巨大遗产的影响之下，并往往是由那些遗产所界定的。其实，在本书作者对于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问题的设计和提出，以及研究路径的确定上，便时时处处都受到了一种潜在的“后革命”意识的影响。这四位作者都出生在1950年代前半期，对于他们来说，关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活动，而且也是一种对于自身“知识关怀”的回应。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本书的出版，应该具有超出关于中苏关系史这一个案研究的远为深广的意义了。 　　写到这里，我想应该更有理由重复几年前我为本书初版本所写的推荐语：“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本书作者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最深、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者。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