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

第二，是经学的需要。汉武帝时，为了适应封建大一统的需要，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儒学成为官学。当时估统治地位的是董仲舒《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派的讲习方式在於口耳传授，各有师承，家法极严，一般只学一部经典，只接受前代经师的学说。这样，尽管他们在解说古代典籍时也接触到了训诂问题，但在语言研究上却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与今文经学派相对立的是古文经学派。古文经学派一开始便遇到文字方面的问题。《漠书·艺文志》说：“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後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漠书，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今文字”就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就是说，对於用古代文字书写的经典，要用汉代的隶书来转写。要转写就得比较不同时代的文字，自然也要对照文字的形、音、义来进行考察和研究。古文经学派在开始时没有一定的师承，他们必须独立思考，在研究文字、解释古义方面下很大的工夫。为了读懂经典，就必须把语言文字的研究置於首要地位。造就大大促进了语言文字的研究。因此，不少古文经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小学家，如张敞、杜林、卫宏、买逵、许慎、服虔、马融、郑玄等人。王国维说：“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束汉时期，一些著名的经学家如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人，不仅兼治诸经，而且兼习今古文，造就接触到各种不同的经典，同一经典的不同文本，或者同一词语的不同解释。通过比较研究，择善而从。 第三，是当时的政府重视小学。《汉书·艺文志》说：“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书、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说文解字·叙》也有类似的记载。可见，识字在汉初是取士的重要标准，而文字错讹者则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当时还由政府出面，进行了搜集文字和确定“正读”的工作。《漠书，艺文志》说：“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於庭中……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宇，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徵荠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二、漠代语言学的特点 漠代的语言研究以训诂学为主要特点。漠代训诂学的建立和发展有两个重要的表现。 一是漠代经师为古代典籍作了大量的传注。西汉经师的这类著作在《漠书·艺文志》裹有全面的记载，其中大多数今天已经亡佚。束漠经师不但注释六经，对其他先秦古籍甚至西汉时的著作也作了注释。在汉人的传注中，以毛亨所写，毛苌所传的《毛诗故训传》和郑玄的《毛诗笺》、《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最重要。传注中的训诂材料相当丰富，其缺点是较为零碎。 二是出现了几部语言文字方面的重要专著。西汉时有《尔雅》和《方言》，柬漠时则有《说文解字》和《释名》。 漠代也是我国文字学正式建立的时代，它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标志。严格说来，对文字形体的研究不属於语言学的范围，但是，由於汉字的表意特徵，对声音和意义的研究往往需要借助於文字的形体，因而我国传统语言学也包括文字学在内。 至於我国传统语言学中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韵学，在漠代尚处於萌芽状态，还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张世禄先生说：“那时对於字音的考校，未曾脱离文字学训诂学而独立成为一种专门的研究，所以注明音读时，只求能够形容音韵和文字义训间的关系罢了，并未曾对於字音本身，加以明确的分析。”不过，漠代人在发音分析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周祖谟说：“束漠之末，学者已精於审音。论发音之部位，则有横口在舌之法。论韵之洪细，则有内言外言急言缓言之目。论韵之开合，则有脓口笼口之名。论韵尾之开闭，则有开唇合唇闭口之说。(横口频口开唇合唇并见刘熙《释名》)论声调之长短，则有长言短言之别(见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何休注)。剖析毫厘，分别黍累，斯可谓通声音之理奥，而能精研极诣者矣。”这为魏晋及其後音韵学的建立和兴盛，奠定了基础。 许慎，字叔重，汝南郡召陵县万岁里(今河南省郾城县)人，据清人考证，约生於公元58年，卒於147年，是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除《说文》外，许慎还有《五经异义》、《孝经古文说》、《淮南子注》等著作，这些著作现在都已亡佚，仅存《说文解字》流传於世。 许慎撰写《说文》的目的，一方面在於探求文字的造字本源和结构，考究文字的形、音、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他在《说文解字·後叙》中所说：“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研究和整理文字，达到通经的目的，从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他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说文解字·叙》)在当时，对文字的解释和使用都十分混乱，许慎认为这种混乱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他说：“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同上)这种混乱现象甚至影响到了法律的正确执行，他说：“廷尉说律，至以宇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同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固然是由於当时使用隶书已久，字形与古文字相比已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很不容易通过隶书的字形来探求字的本义。但是，更严重的却是当时的今文经坚学家往往使用反科学的臆想方法，对经典的文字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把文字搞得来面目全非，很不利於经学的正常发展。《汉书，艺文志》说：“後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艾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於二三万言。後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作为古文经学家的许慎，用其毕生的精力撰写《说文》，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以做到“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说文解字。叙》) 二、《说文》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 《说文》主要是一部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关於《说文》的内容、体例以及它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一般文字学方面的著作都已谈到，因此我们这裹仅仅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去阐述它的地位和价值。 首先，《说文》的出现，标志著我国文字学的正式建立，因此，《说文》是文字学上的开创性的著作，具有创学科的意义。 在《说文》以前，也曾出现过一些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它们是：(1)《史籀篇》；(2)《仓颉篇》；(3)《爰历篇》；(4)《博学篇》。《说文解字·叙》说，春秋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西汉时，把这三部字书合称《三苍》，也统称《仓颉篇》。见於《漠书·艺文志》的字书还有下面四部：(5)《凡将篇》，司马相如作；(6)《急就篇》，史游作；(7)《元尚篇》，李长作；(8)《训纂篇》，扬雄作。以上八部字书，只有《急就篇》流传至今。这些字书，与其说是字典之类的书籍，毋宁说是学童的识字课本，它们只是为《说文》的撰写提供了一些文字材料，因此，只有《说文解字》才算得上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内容丰富而自成体系的字典。 《说文》是我国文字学、字典学的起点，许慎是我国文字学的创始人。在《说文》的直接影响下，曹魏张揖有《古今字诂》、晋吕忱作《字林》、梁顾野王撰《玉篇》、宋司马光等人编《类篇》，其部首体例与《说文》相似。明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仍然采用《说文》的部首体例，只是有所归并和省减而已。南唐徐钻撰《说文解字系传》，是一部研究《说文》的著作。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鼎盛时期，出现了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四大家，自“乾嘉以来，关於《说文》之著作品，不下二三百种之多”(《说文诂林评语》引于右任语)，形成了专门研究《说文》的一门学科——《说文》学。 其次，《说文》在训诂学和词汇学上也有重要的价值。 由於《说文》分析每一个字的形体结构，造就使我们可以透过文字形体来考察字的本义，即造字时文字所代表的词的意义。颜之推说：“大抵服其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颜氏家训·书证》)尤其对於那些本义早已隐晦的字，通过《说文》，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理解它们。例如：“自，鼻也，象鼻形。”在古代典籍中找不到这一意义的例证，但在卜辞中有这一意义。“而，须也，象形。《周礼》‘作其鳞之而’。”“而”的本义在古书中极少使用，一般用的是假借义。 对於古书中比较常用的字，我们也可以通过《说文》的解释知道本义，然後通过本义了解引申义。这是以简驭繁，彻底掌握词义的一个重要方法。例如： 向，北出牖也，从冖从口。《诗》曰：“塞向瑾户。” 习，数飞也，从羽白(自)声。 从“向”的“北出牖”这一本义出发，便可以得到“朝向、对着”，“方向、趋向”，“归向、敬仰”，“接近”这四个由本义引申出来的意义(据《辞源》，下同)。从“习”的“数飞”这一本义出发，可以很容易地掌握“复习、练习”，“学习”，“通晓、熟悉”，“惯常、习惯”，“亲幸的人”，“重叠”，“因、相因”等七个引申意义。於此可见《说文》在训诂学和词汇学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