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onicle of the genealogy of the Dalai Lama and Bainqen Erdini

藏族文化走过的历程，可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即史前时期的藏族文化、苯教统治时期的藏族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社会主义藏族新文化。这四个时期，既神魂一致，又各具特色。史前时期的藏族文化以泛灵崇拜和祭把禳祓为特点，是藏文化的根脉；苯教时期的藏族文化以三界观念和二元论为特点，是藏人独特的哲学理念和生活特点的形成和确定时期；藏传佛教文化时期的藏族文化是以佛教哲学为指导，以活佛转世制度为特点，是藏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体系庞大，结构宏伟，气势雄浑，风格独特；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藏族文化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藏族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为特点，是藏族新文化发展的生长点和基础。这里讨论的所谓藏族文化主要是指藏传佛教时期的藏族文化。用活佛转世的方法解决教派领袖的接班、继承问题，是藏人对佛教文化的一大创造，也是当今世界藏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不同教派的众多转世活佛中，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活佛，是近300年西藏社会政教运作的核心。一、转世活佛的由来藏、汉佛教名称不同，意义相近，所谓活佛，是汉族称呼，藏语称“知格”（sprul－sku），均指转世者、化身，赵朴老对其之解释比较通俗而全面。他说，佛教界的人都知道，佛菩萨转世，包括西藏活佛的转世，目的都是行菩萨愿，救人救世的。活佛和菩萨都是以发愿为本，行愿为宗，一世不成，转世再来，所以叫乘愿再来，即再来继续行愿也。这个愿就是密教尊称的“三昧耶”，就是活佛和菩萨的“平等本誓”。违背了这个愿，就是违背了“平等本誓”，违背了“三昧耶”。乘愿再来，就要寻找灵童。藏传佛教中创立活佛转世制度的是噶玛噶举派。噶玛噶举派的创世人都松钦巴师从塔布拉杰，先后从宁玛巴学习“大圆满”法，从萨迦巴学习“道果”法，1187年修粗浦寺，声名显赫，为一代宗师。都松钦巴去世11年后噶玛拔希（1204—1283年）出生，师从都松钦巴再传弟子崩扎巴（spom－prag－pa），成为一代名僧，讲经说法，广收门徒。此时正是蒙古帝国兴起之时，整个藏族地区也处在剧烈变化时期。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汗国，甘、青地区藏人归顺蒙古。成吉思汗曾致信萨迦派大喇嘛愿意皈依佛法。1229年，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继汗位，将甘、青及西夏旧地划归其二子阔端（1206—1251年）。阔端驻守凉州，后世称其为凉州王。1239年阔端命大将多达那波入藏驻扎在拉萨北部热振寺一带，对西藏形成强大的军事威胁。藏区各地方势力和各教派领袖也都积极奔走，准备抗击蒙古军队。本来一触即发的战争，由于另外一些因素的介入而有了新的变化。大约是由于先期归顺蒙古的那些藏传佛教僧人们的斡旋和多达那波了解到的藏区的情况，阔端对西藏的战争采取了新的策略。多达那波在西藏了解到：在西藏，噶当派的寺庙最多，达隆噶举派法王的德行最高，止贡噶举派的京俄大师很有法力，萨迦班智达的学问最好，并且建议阔端迎请萨班到凉州会晤。阔端接受此建议，致函邀请萨班到凉州会晤。1244年，62岁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带着八思巴、恰那多吉两个幼小的侄子前往凉州，于1246年到达，1247年见到阔端，深得阔端的信任，遂写著名的《告蕃人书》，以金、西夏等灭亡的实例，劝说西藏各界归顺蒙古。1251年，萨班和阔端均在凉州辞世，蒙哥汗继位，阔端的辖地由忽必烈统领。1253年，忽必烈南征云南，路经康区时召见噶玛拔希，要其随待左右，为噶玛拔希拒绝。噶玛拔希因何拒绝忽必烈，史家多有争论，而我以为其原因不外有三：一为蒙古军队烧杀掳掠，为其佛教信仰所不容；二为当时的忽必烈还不是大汗，噶玛拔希尚不值得为其奔走；三是此时有可能八思巴已得宠。尤其是后二款可能是主要原因。此后，噶玛拔希到内蒙古、宁夏一带传教，1256年，受蒙哥汗召见。噶玛拔希与其会晤于和林，蒙哥汗送给他一顶金边黑帽和一颗金印。1259年，蒙哥汗死。1260年，忽必烈自称大汗，封八思巴为国师。此后，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自称大汗，与忽必烈争夺汗位。1261年，阿里不哥兵败，噶玛拔希有帮助作乱之嫌，被忽必烈投入监狱，后于1264年释放，辗转八年回到粗浦寺，1283圆寂。由于当时各教派及地方势力竞争激烈，也为了使噶玛拔希的显赫声望永不泯灭，噶玛拔希第一次使用活佛转世制度，将1284年生于后藏贡塘地方的让琼多吉（1284—1339年）立为噶玛拔希的转世活佛，并追认都松钦巴为第一世活佛，噶玛拔希为第二世活佛，称噶玛噶举黑帽系。至今已传十七世。噶玛噶举派最初采用活佛转世制度并不像后世这样复杂，只是一教派选择一继承人而已，其形式、内容都比较简单。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系统的由来14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已出现颓靡状态，宗教人士追逐世俗权力，致使戒律废弛，道德沦丧，西藏社会一片乌烟瘴气。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宗喀巴（tsong－kha－pa1357—1419年）大师立志整顿宗教，提倡僧人严守戒条，并以黄色僧帽表示奉持古代持戒风范。他的行动得到阐化王的支持。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的教法认为，释迦牟尼的一代正法，不外教、证两种，而一切教的正法，又摄在经、律、论三藏之中；一切“证”的正法摄在戒、定、慧三学之中。所以三藏不可偏废，三学亦须全修。对于经藏多闻深思，对于律藏努力持奉，对于论藏力求通达了悟，把菩提心、六度行作为以闻、思、修入境、行、果的纲要。在修行方法上，主张显宗密宗并修，但必须在显学的基础之上，由显入密，不可逾越。与其他专修密法的教派有明显的不同。他的思想集中地表现在所撰《菩提道次第》和《密宗道次第》、《辩了不了义》、《五次第明灯》等著作中。宗喀巴大师整饬佛教，让僧人恪守清规，在当时的西藏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大师谢世后，其事业落在弟子们身上。先是由贾曹杰（1364—1432年）继承法位，后由克珠杰（1385—1438年）继承法位，史称“师徒三尊”。除贾曹杰和克珠杰外，宗喀巴弟子中知名的有：嘉样却杰（1379—1449年），于1416年建哲蚌寺，释迦意希（1352—1435年），1414年明永乐皇帝封其为“西天佛子大国师”，1435年建成色拉寺（se－ra），1434年又被明宣宗封为大慈法王；根敦珠巴（1391—1474年）是宗喀巴最小的一个弟子，1447年在日喀则修了札什伦布寺；朵喜饶桑布在芒域修达摩寺，其侄喜饶巴在阿里建敕赛寺，将格鲁派势力扩展到阿里地区；麦喜饶桑布，约在1437年建昌都强巴林寺，以后导出帕巴拉活佛系统。1474年，根敦珠巴辞世，格鲁派迅猛发展的势头逐渐降低。1486年，11岁的根敦嘉措（1475—1542年）被当作根敦珠巴的转世灵童迎进札什伦布寺，当时并无活佛、达赖喇嘛等称号，反而受到一些人的冷落和反对。1481年，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四世活佛曲札益希（1453—1524年）指使仁蚌巴兴军万余人攻入卫地，赶走支持格鲁派的内邬宗宗本阿旺索南伦波。1493年，明孝宗朱佑堂封京俄阿格旺波为王。京俄阿格旺波未即位就死了。趁其子年幼，曲札益希实掌政权，禁止格鲁派三大寺僧参加一年一度的“默朗钦默”法会。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中说：“在此后二十年，由拉萨附近的噶举和萨迦派等教派的僧人参加拉萨祈愿法会。”1503年，噶玛噶举派还在拉萨之萨纳修一土丹却科寺。阿格旺波之子阿旺扎西扎巴年长继王位后，对格鲁派的态度稍转，恢复了色拉、哲蚌、甘丹三寺僧人参加“默朗钦默”法会的权利。1526年，止贡巴与格鲁派发生冲突，先后夺去止贡地区和墨竹地区的许多寺院，强令格鲁派僧人改宗。面对这种处境，根敦嘉措云游四方，传经授法，扩大格鲁派的势力，他去过前藏、后藏、山南、塔布等许多地方，还留下了修建在拉毛南措湖畔的却科寺。此后，诸世达赖喇嘛的灵童在此湖中观鉴；留下了扎西扎巴别墅，即以后的甘丹颇章。1542年，根敦嘉措圆寂，格鲁派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正式寻找根敦嘉措的灵童。1544年认定索南嘉措（1543—1588年）为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称活佛，于1546年迎入哲蚌寺。聪明颖悟的三世达赖喇嘛很快在佛学上得到发展。成年之后为了一改格鲁派以往的被动地位，积极扩大影响，四处讲经说法，其声名与日俱增。1559年，土默特部俺答汗自内蒙古率部进入青海，对明王朝形成严重威胁，使明对此无之奈何，只得以羁靡之法，封其为“顺义王”。同如阔端之对于萨班，俺答汗得知格鲁派索南嘉措的学识、声名和民众中的良好影响，即派员前往拉萨邀请。1577年索南嘉措应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的邀请至青海。很显然，俺答汗的刻意邀请和索南嘉措的爽快成行，都是基于对各自利益的考虑。青海多为藏人居住区，俺答汗在青海立足，没有藏人的合作是十分困难的；同样，索南嘉措要弘扬格鲁派，没有一支力量的支持也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各有所思，各有所取，彼此携手合作。俺答汗给索南嘉措献上500两白银的曼札、盛满珠宝的黄金碗、1000两白银、100匹骏马及布帛、绸缎等物，并举行了10万人参加的大型集会。集会隆重而热烈。索南嘉措赠俺答汗以“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尊号，俺答汗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自此便有了“达赖”之称谓。事件的主人公们何曾知道，他们当时的举动，将会长远地影响到以后的蒙藏社会。以此事件为滥觞，藏蒙两民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交流、发展时期。此后追认根敦珠巴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本人便是第三世达赖喇嘛。三世达赖喇嘛死后，俺答汗的曾孙被定为灵童，为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6年）。1603年，四世达赖喇嘛到达拉萨，遭到第悉藏巴政权的反对。四世达赖喇嘛只活了28岁，于1616年圆寂于哲蚌寺。格鲁派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此时掌握西藏政权的噶玛政权首领对格鲁派采取的是一种限制、扼制、打击的政策。藏巴汗怀疑自己多病是由于达赖喇嘛诅咒的原因。因而明令不许四世达赖喇嘛的灵童转世。1617、1618年，藏巴汗彭措南杰攻下三大寺，杀僧俗5000余人。被禁止转世的四世达赖喇嘛得以转世，据藏史记载完全是一种机缘。藏巴汗久病不愈，请了许多名医均不见效，后请札什伦布寺主罗桑确吉坚赞（1567—1662年）治疗，则很快恢复健康。藏巴汗以一庄园为酬谢，罗桑确吉坚赞不受，只请求使四世达赖喇嘛的灵童转世，藏巴只好答应。罗桑确吉坚赞既是四世达赖喇嘛的老师，也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老师。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年）成年以前格鲁派所处的环境仍然十分严峻。从三件事可以看出这一点：一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寻访。五世达赖喇嘛的出生背景是耐人寻味的。他出生于琼结一个世代信奉宁玛巴却又同情格鲁派的家庭，其父曾任帕木竹巴（噶举派）的一个宗本（相当于县长）。这可能是精明的政治家和宗教大家罗桑确吉坚赞的精心策划，目的在于格鲁派在西藏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即保持与执政的噶举派系统的友好关系，又结好宁玛派，以求有更多的支持者。二是固始汗（1582—1654年）入青。蒙古各部虽信仰藏传佛教，但各部因信仰教派不同，围绕教争的斗争也显得的尖锐而激烈。三世达赖喇嘛与蒙古土默特部建立了牢固的友好关系，实际上此举的社会作用无疑是向社会宣布：格鲁派已与土默特部建立了政治联盟，自然地要受到信仰其他教派的蒙古信众的不满和仇恨。17世纪30年代，信仰噶玛噶举派的漠北却图汗在征服游牧青海的土默特部后，遣人入藏，拟联合藏巴汗一举摧毁格鲁派。格鲁派危在旦夕。或许还是罗桑确吉坚赞的运筹，1637年信奉格鲁派的蒙古卫拉特和硕特部，在固始汗的率领下自新疆进入青海，打败了却图汗；1639年，又率部消灭了四川信奉苯教的白利土司。三是固始汗部入藏。固始汗部的入青虽然粉碎了却图汗与噶玛政权连手，从而彻底消灭格鲁派的企图，但并没有解决噶玛政权对格鲁派的强烈威胁和压制。于是，五世达赖喇嘛与罗桑确吉坚赞商议，密招固治汗部入藏，推翻噶玛政权，巩固格鲁派的地位。1642年，固始汗率兵入藏，推翻了噶玛政权，支持格鲁派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虽然，失去统治权的噶玛派僧人，不断地进行暴动，但西藏的政教大权已由噶玛派转移到格鲁派。这是西藏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这一变化形成了此后300年以格鲁派主导政教大局的格局。五世达赖喇嘛未成年时，格鲁派一切政教事务均由罗桑确吉坚赞主持。即使五世达赖喇嘛执政以后，许多谋划和决策亦多出自罗桑确吉坚赞之手。他的博学多才和中庸、谦逊赢得了蒙藏僧俗的广泛尊崇。1645年，固始汗赠罗桑确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导出班禅额尔德尼活佛系统。追认克珠杰（1385—1438年）为一世班禅，索南秀朗（1439—1504年）为二世班禅，恩萨巴罗桑顿珠（1505—1566年）为三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为第四世班禅。推动格鲁派发展的两大杠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正式确立后，格鲁派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四世班禅为格鲁派势力在特殊环境中的生存、巩固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1644年，受清朝顺治皇帝的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被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此后，格鲁派势力发展更为迅猛。据《圣武记》记载，当时“达赖喇嘛所辖寺庙三千百有五十余所，刺嘛（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十有二万千四百三十八户。班禅所辖寺庙三百二十七所，刺嘛（喇嘛）万有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户。”可见势力之雄厚。五世达赖喇嘛时，任命桑结嘉措为第巴，虽与蒙古汗王争夺权力，但格鲁派在政治上已居主要地位。至七世达赖喇嘛，废除世俗藏王、郡王、贝子与宗教领袖共同掌政之制度，改由七世达赖喇嘛总理政教事务。其他教派中多有改宗信奉格鲁派的。格鲁派再度稳定发展。至今，达赖喇嘛已传十四世，班禅额尔德尼已传十一世。三、灵童的遴选1.寻访。有如下几项工作为灵童寻访之基础：其一，前世活佛圆寂时的面向；其二，前世活佛的遗言；其三，乃穷降神；其四，观湖。以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为例：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时面向东，以宗教说法此即暗示灵童将产生于东方；乃穷神降神也说十三达赖喇嘛将转世于东北汉人地方；经过热振呼图克图观湖显示，在一马路的尽头有一农家，门前有一株巨大的柳树，旁边拴一匹白马，有一妇人抱一小孩站在树下。热振饬画师详细画出，依此向东方寻找，历时两年，才在青海省湟中县的祁家川（现划归青海省平安县）找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有些活佛寻访前的占卜、遗言中还明确地指出灵童父母的姓名和灵童的属相。寻访工作是秘密地进行的，即通常所谓“秘密寻访”。寻访人员装扮成商贾模样或以别的身份，带着前世活佛的用物，诸如佛珠、碗、法鼓、铃杵之类，有些还牵上前世乘用的马匹，让所选孩童辨认，据说有些灵童可以准确地认出前世用过的东西。寻访的范围虽有方向，但只是大概。有时寻访人员分几路进行，同如普查性质。比如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灵童的寻访，根据观湖显影所确定的方向、属相和灵童所在地的情况，对种种吉兆，逐一分析，最后从28名男童中筛选出7名重点男童和5名需要核实的男童，其余无明显特征的男童一律淘汰。2.确定候选灵童。当进入灵童选择的最后阶段，须选择三名灵异儿童至拉萨，由三大寺和驻藏大臣等再次验看后报请朝廷，允予掣签。3.金瓶掣签。皇帝允准掣签后，即有如下一些程序：第一，将金奔巴瓶从大昭寺迎到布达拉供有清朝皇帝唐卡画像的殊胜三界殿。第二，将灵童的名字用满、藏、汉三文字写在签牌上，放于金瓶之中，进行为期7天的诵经供养仪轨（有些资料介绍为11天）。第三，正式掣签。清时在正式掣签之日，众人诵念经文，请求圣者大悲菩萨和三宝慈悲，念三遍真言和祈愿偈颂，然后驻藏大臣向皇帝画像行三跪九叩大礼，继而摇动金奔巴瓶，使瓶中写有灵童姓名的签牌转动，从中取出一签，由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共同验看，并对众宣布。众人高呼“拉嘉洛！”（神胜利了！）《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此有明文规定，而且列为该章程的第一条：关于寻找活佛和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事，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假如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如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和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虚作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在向众人宣布的同时，驻藏大臣还要向掣定的灵童的父亲宣布这一喜讯。灵童的父亲要向皇帝的画像叩头谢恩，并向驻藏大臣和相关人员敬献哈达。4.剃发、命名。剃发标志着灵童正式出家，因而担任剃度师的人多是高僧和被剃度者的经师。比如十一世、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八世班禅额尔德尼剃度，十二世达赖喇嘛是由热振呼图克图剃度。因为有师承关系，经师在为弟子取名时必取自己名字的一部分。比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名为“吉尊阿旺洛桑土登嘉措久赤旺觉却勒南巴加哇贝桑布”，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取名“洛桑确吉尼玛格勒南杰贝桑布”，其中之“洛桑”即取师父名字中的一部分；八世班禅额尔德尼名为“确吉扎巴丹贝旺秀贝桑布”，十一世达赖喇嘛名为“阿旺格桑丹贝准美克珠嘉措贝桑布”，其中之“丹贝”即取师父名字中的一部分。再如，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经师为中国西藏佛教协会会长、代理甘丹赤巴、拉仁巴格西波米强巴洛珠活佛，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法名为“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贝桑布”，其中之“强巴”即取“波米强巴洛珠”活佛名字中的“强巴”二字。5.皇帝颁诏核准。金瓶掣签后，要将确定的转世灵童上报朝廷批准。皇帝批准后，方可确定吉日举行坐床仪式。6.坐床。坐床实际上是新达赖喇嘛的即位仪式，此项仪式往往隆重而热烈。1879年6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床时，光绪皇帝于五月降旨拉萨：达赖喇嘛转世已经确定，今年六月十三日良辰吉时举行坐床，甚佳，朕深喜之！现赐达赖喇嘛黄哈达一条，佛像一尊，念珠一串，铃杵一套。达赖喇嘛坐床之后，可启用前世达赖之金印，并将用印时日上奏。前请乘用黄轿及黄色鞍辔均予准用。佛父贡噶仁钦封为公爵，赏戴宝石顶子，着孔雀翎，依旨遵行，钦此。6月12日，摄政陪同达赖喇嘛从日加三丹林出发，至噶厦政府预先在拉萨东郊堆古塘扎好的帐篷里宿营。13日，达赖喇嘛乘坐黄色大轿，在仪仗队及各色人等陪同下，浩浩荡荡前往拉萨，十余里中，僧俗百姓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十三世达赖喇嘛先到大昭寺向柱上挂的“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子献挂了哈达，尔后进入大殿，向释迦牟尼佛像献了哈达。后至布达拉宫日光殿与驻藏大臣会晤，互献哈达，举行坐床仪式。坐床仪式之后，达赖喇嘛要上表谢恩。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仪式也是盛况空前。仪式由国务院特派专员、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诺布主持，国务院代表、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宣读国务院关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认定坚赞诺布为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批复”。该“批复”写道：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你区1995年11月29日关于《请国务院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坚赞诺布继位为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请求》悉。国务院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1990年2月13日（藏历第十七饶迥土蛇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的西藏自治区嘉黎县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四、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李瑞环在《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宗教仪轨在历史上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自1792年清朝政府颁布金瓶掣签制度以后臻于完整，形成定制，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成立以札什伦布寺活佛、高僧为主的寻访班子，二是按照宗教仪轨和程序进行转世灵童的寻访，三是把参加掣签的候选儿童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四是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金瓶掣签，五是把掣签认定的灵童报请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继位，六是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转世灵童坐床典礼。在这几条中金瓶掣签特别重要，它既坚持了中央政府的主权，在宗教上又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断’，又有助于排除各种干扰，杜绝营私作假的流弊，为广大藏传佛教信徒所信服。”在第十一世班禅的寻访过程中，金瓶掣签制度一直为人们所关注。金瓶掣签制度的产生源于18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宗教弊病。有两件事使朝廷和乾隆皇帝下定了革除宗教（主要是格鲁派，即汉文典籍所说之“黄教”）弊病的决心。一件事是沙玛尔巴勾结廓尔喀入侵西藏，劫掠札什伦布寺。沙玛尔巴和仲巴呼图克图都是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同胞兄弟。1779年6月，六世班禅从札什伦布寺启程，千里迢迢前往承德为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大寿，深得乾隆皇帝欢喜；前来朝拜者，络绎不绝，盛极一时。后班禅额尔德尼染天花在京圆寂，乾隆皇帝赐黄金7000两造金龛安放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法体，并赐班禅额尔德尼的两个兄弟诺门汗和札萨克的封号和职衔。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京城及往返途中，皇帝、王公大臣、蒙古地区头人、百姓等送有大量金银珠宝。这些财物运回札什伦布寺后，遂由代管札什伦布寺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之兄仲巴呼图克图收留，引起其弟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七世活佛沙玛尔巴的强烈嫉恨。1788年，廓尔喀入侵西藏，理藩院侍郎巴忠以银9600两贿和。1791年，廓尔喀派人索要赔偿银两，达赖喇嘛拒绝支付，没有分到财物的沙玛尔巴唆使敌方趁后藏空虚侵掠之。廓尔喀人进入札什伦布寺大肆抢掠。札什伦布寺损失惨重。1792年，乾隆皇帝派福康安大将军率军入藏进剿，战争赢得胜利。但这一事件中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多个活佛出于一族的弊端最为突出。乾隆皇帝对当事人的处理是严厉的：沙玛尔巴被终止转世，并将其财产全部充公；对携带财物临阵脱逃的仲巴呼图克图命军机大臣押解至京；对洛桑丹巴喇嘛等“剥黄正法”。一件是蒙古地区佛教的一些情况。蒙古地区的转世活佛也多出于王公贵族之中，有些做法甚至闹出笑话来。比如：锡哷图呼图克图为喀尔喀亲王固伦驸拉旺多尔济之叔，达克巴呼图克图为阿拉善亲王罗卜藏多尔济之子，诺颜绰尔济呼图克图为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堪布诺门汗札木勒多尔济活佛是图舍图汗车登多尔济之子等。尤其荒唐可笑的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后，图舍图汗的福晋（妻子）正身怀六甲，人们就认为孕中之人即为其转世，结果生出一女孩来，舆论哗然。活佛转世出于一族，同如世袭爵禄，显然是世俗的私心在作怪。乾隆皇帝针对这种情况写了著名的《喇嘛说》。其中说道：敦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毕）勒罕（转世活佛），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能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世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认识可谓深刻，出于对巩固政权的考虑，对“去一族之私”的措施可谓果断，自始至终，十分重视。他在一处谕示中再次强调：再向来藏内出呼毕勒罕，俱令拉穆吹忠降神附体，指明地方人家，寻觅其所指呼毕勒罕不止一人，找寻之人，各将所出呼毕勒罕生年及伊父母姓名，一一记明，复令拉穆吹忠降神祷问，指定真呼毕勒罕，积习相沿，由来已久。朕思其事，近于荒唐，不足凭信。拉穆吹忠，往往受人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而藏中人等，因其迹涉神异，多为所愚，殊属可笑。此等拉穆吹忠，即系内地师巫，多以邪术惑人耳目。闻拉穆吹忠降神时，舞刀自扎，身体无害，是以人皆信之。此等幻术，原属常有。但即使其法果真，在佛教中已最为下乘，若使虚假，则更不值一噱，其妄诞不经，岂可仍前信奉！福康安等见在整饬藏务，正应趁其破其积弊，莫若在藏即令拉穆吹忠，各将其法试演，如用刀自扎等项，果能有验，则藏中相沿日久，亦姑听之。若福康安亲加面试，其法不灵，即当将吹忠降神荒唐不可信之处，对众晓谕，俾僧俗人等共知其妄，勿为所愚。嗣后出呼毕勒罕，竟可禁止吹忠降神，将所生年月、相信数人之名，专用金奔巴瓶，令达赖喇嘛掣签指定，以昭公允。据载皇帝特意颁发金瓶两个，一放于北京雍和宫，一放于拉萨大昭寺，凡在理藩院注册的大活佛都要抽签掣定。上文以及《钦定章程》二十九条之第一条对此有所规定。五、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及其在藏族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同许多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建立和他们在后世如此显赫的地位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普通到特殊的发展过程。1.在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中，僧人参政、执政和政教合一的特点，曾经历过如下几个阶段：第一，吐蕃王朝后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赤热巴巾的老师担任大相职务等情况。僧人对政权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古格王朝等时期亦大体相类似。第二，萨迦政权时期。虽设萨迦本钦，但仍以僧人主政为特点。第三，帕竹政权时期（第司政权）。自大司徒绛曲坚赞（1302—1364年）始历十三世法王，凡264年。第四，噶玛政权时期。噶玛政权虽然时间不长，但它与格鲁派的斗争却十分尖锐。第五，甘丹颇章政权时期。从以上扼要的叙述可知，在僧人参政议政和主持政权的过程中，曾有萨迦、噶举、格鲁三个教派主持过西藏地区的政权。因而，可以说西藏僧人的关心政治、过问政事是有历史源渊的，即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藏区的僧人始终与政权有联系或关系，在政教合一阶段处于政权的核心，而不像别的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教派不问政事，潜心佛事。这是由建立在封建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教合一制度所决定的，是由藏传佛教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也是藏区特殊的社会文化赋予藏传佛教的特殊使命。我以为这是藏传佛教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也是后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具有同如日月的崇高地位的根本的社会历史原因。2.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在藏区的地位和作用是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建立的。上文已述，第一、二世达赖喇嘛，第一、二、三世班禅额尔德尼都是后世追认的。虽然由于宗喀巴大师的盖世威望和驻世时打下的雄厚基础，格鲁派在14世纪末叶至15世纪时就有相当规模。但是与当时的其他教派比较，在西藏政治事务中并没有多少分量。格鲁派和达赖喇嘛系统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是三世达赖喇嘛到蒙古地区的传教，此举决定了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信仰，也和蒙古的王公贵族建立了关系；其二是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额尔德尼联合蒙古王公，推翻噶玛政权，建立甘丹颇章政权，赢得教争的胜利。此举为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代表的格鲁派掌握整个西藏政教大权奠定了基础，也完成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由宗教首领成为政权首领的过渡。宗教首领和政权首领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两大地位，也是自16世纪以后其他教派未曾取代的两大作用。3.活佛文化是藏传佛教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藏族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自13世纪以来的700年的发展中，活佛文化已形成自己的完整而丰富的文化系统，发挥着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功能。其特点主要在于：第一，广泛性。以噶举派和格鲁派为主体，藏传佛教各派基本都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因此，藏区的活佛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第二，层次性。藏区的活佛虽然很多，但从实质的影响、作用看，存在着层次，即存在着佛位的高低问题。比如，像哲蚌寺这样的大寺院，既有代表全寺的大活佛，代表札仓的活佛，也有代表康村的活佛；以现在的行政区划观之，既有相当于自治区一级的大活佛，有州、县一级的活佛，也有乡、村一级的活佛。即如现在社会上一些人戏称的“部级活佛”、“局级活佛”、“处级活佛”、“科级活佛”等。第三，系统性。据有关资料反映，全国的转世活佛大约上千，而每一个活佛都有一转世系统，形成一网状结构。第四，历史性。每一个活佛的转世系统都代表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比如，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活佛自让琼多杰至噶玛巴乳金赤列已传十七世，凡700多年。因而现在某世活佛的影响往往是自此活佛系统建立以来的历世活佛影响的积累。第五，权威性。活佛是神权的典型代表。可不可以称“活佛崇拜”，我想未必刻意如此用词，但是，由于藏民族历史上形成的长期的全民信教现象，使藏人的崇佛（活佛依然）意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佛，作为藏人的精神导师，备受尊崇，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号召力和渗透力。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系统中，像达赖喇嘛五世、十三世，班禅额尔德尼九世、十世等都曾以其独特的身份，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藏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将进入、影响到藏传佛教内部。未来的活佛转世将如何发展，我们尚难做出准确的估计。但是无论在理论或形式上活佛转世要发生变化这是自然的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1996年7月5日在英国爱丁堡市郊罗斯林研究所威尔莫特实验室生下的世界上第一只利用成年动物细胞无性繁殖的“克隆羊”——“复制动物”的出现，给活佛转世的理论思想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论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