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17年

第一章2016年：构建中国政治再平衡能力（）第二章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治理的制度化（）
第三章国家制度建设：聚焦人大制度（）
第四章政府体制改革:突破与深化（）
第五章依法治国全面推进（）
第六章基层社会治理走向精细化（）
第七章社会建设着眼“全民共建共享”（）
第八章世界场域内的中国政治发展（）

【书摘与插画】
第一章2016年:构建中国政治再平衡能力2016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临一个变革中的中国和世界，中国的政治建设在新经济、新社会基础上展开，这种新的政治发展环境引起人们对中国政治本身的反思，这种反思最终导向一个具有鲜明时代感和现实感的国家议题和政治议程——如何在开放的环境和复杂的社会中积极构建中国政治的再平衡能力。围绕着中国政治再平衡能力的建构，2016年中国政治建设继续在各个领域展开：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建构新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在于实现新经济与新政治的平衡；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成长基础上的社会建设，客观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社会学议题，其核心在于实现社会自治与政治支撑之间的平衡；为了因应新经济常态与新社会发展，行政改革着力推进，其核心在于实现约束条件与政府能力的平衡；全面深化改革客观上要求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其核心在于执政党组织化与现代化的平衡，亦即从严治党与从优治党的有机结合；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的要求稳步推进国家制度建设尤其是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建设，其核心在于实现制度逻辑与制度厚度的平衡；依法治国全面推进，其核心在于实现“法律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平衡；正风反腐强力推进，其核心在于实现“治标”与“治本”的平衡，亦即“破”与“立”的平衡。从理论视野来看，政治平衡能力是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国家能力之一，政治平衡能力的承载主体是国家，政治平衡能力有待于国家的主动建构。从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视野来看，从“解放型政治”到“发展型政治”，再到“新治理型政治”的历史转换，使得国家政治平衡能力的重构成为当前中国政治建设中的关键性议题。从经验视野来看，当前中国政治再平衡能力作为一种国家能力的构建，必须合理运用政策、制度、法律三种工具，充分尊重社会、政党、国家三大主体，有效协调生活世界、政治世界、知识世界“三个世界”。第一章2016年：构建中国政治再平衡能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17年一、2016年中国政治发展环境分析〖1〗（一）历史与时代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总是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之中，总是处于特定的时代之中。这种当代感、这种时代主题，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得到展示和说明，并由此规定了当下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的一系列基本任务、原则与方向。此种历史坐标与时代特征，部分是为大众社会所熟知的，比如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两个一百年”目标，比如2016年是建党95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等等；部分是为特定人群和专业人士所重视的，比如2016年是中国“入世”15周年；部分则并非属于社会的常识或者共识，因而感知度更低，比如根据相关研究报告，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高收入阶段李扬主编：《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5～2016）：结构性改革与经济二次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一夜暴富”的时代周少来：《一夜暴富”的时代过去了》，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6-10/9589242?html；《保育钧：民营企业一夜暴富时代已过去》，http://www?ce?cn/xwzx/gnsz/zg/201203/09/t20120309_23144276?shtml。，等等。这种基于时代感的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同时制约着中国政治建设的现状与未来。根据对历史坐标与时代主题的辨识与认知，产生了与中国政治建设相关的一系列战略规划，比如“十三五”规划，比如从中央到地方多层级多领域的“2020”、“2025”、“2030”系列规划。在这些规划中，建构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实现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目标，成为具有明确的时间约束和大众心理认同的并非遥远的历史课题与时代任务。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已历经三年，当下中国正面临一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正处在中国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中国第一次距离“民族复兴”伟大目标如此接近，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周期的叠加，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来临与中国社会多元化的进一步发展，政治体系在中国全面发展中的功能与责任被置于一个更为明显的地位，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正在面临深刻调整。可以预期的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将加速推进。（二）中国与世界201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变中有乱廖勤：《国际形势“变乱之年”影响深远》，《解放日报》2016年12月5日。。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开放进取的立场，对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对内稳步推进全面改革。这种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联通，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重要背景。2016年，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发起成立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申请并获批加入国际移民组织，中国在“金砖国家”机制、G20、APEC、IMF等国际治理框架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中国首次在美国设立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人民币正式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里程碑事件。中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等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456?7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0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八。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深化，外企在华投资在投资产业上也出现了升级换挡毛振华：《外企在华投资升级换挡》，《经济参考报》2016年8月3日。；德国等西方国家展示出参与中国结构性改革的意愿和热忱。王卓伦、石庆伟：《默克尔访华为何选择去东北》，《新华每日电讯》2016年6月14日。正如G20杭州峰会的主题所呈现的，创新、包容、互联，实际上反映了当前中国与世界日益密切的共生关系。在以往的历史中，可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如今这样，中国与外部世界如此地深度融合；同时，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对于其自身发展以及对于世界文明道路的发展显示出如此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这种融合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共同面临相同或者相似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议题，因而其他国家在上述议题中展示的历史经验、制度供给、公共政策选择等，对中国国内多领域治理客观上构成了比较、参照的坐标和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交流与学习、比较与竞争，往往超越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界限，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界限；另一方面，如果说全球化的影响导致许多国家在治理方式上的趋同现象越发明显，那么剥离掉这些相似性之后剩余的核心独特性将变得越来越醒目，对于大国成长来说也越来越值得珍视。概言之，深度融合导致了国家治理议题的集中与聚焦，而这种独特性则展示了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身份识别特征，这种国别特征一头牵连着一国文化与传统的核心积淀，一头牵连着解决当下和未来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议题的国家方案和国家模式。（三）经济与社会2016年，一系列数据显示了当下中国经济与社会层面所发生的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