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死魔的面具:爱伦·坡小说

　　萧伯纳曾声称：“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但是，在美国文学界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坡更加命运坎坷的大作家了。他的一生大多在同命运搏斗的逆境中度过。一八四九年十月初，坡连续几天处于谵妄状态，弥留之际大呼“上帝保佑我！”就此饮恨以终。这一呼声凝聚了他对坎坷半世的悲愤。 　　坡的一生穷愁潦倒，不仅备尝辛劳忧患，而且受尽人间白眼，不断遭到明枪暗箭的中伤。无论在他生前也罢，死后也罢，在国内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外界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在了解他的人心目中，他是杰出的诗人，天才的短篇小说家；但在那些对他的作品、人格和私生活抱有成见的人眼里，他却是叛逆和疯子，甚至是酒鬼和瘾君子。其实根据大量材料看来，他对所爱的人始终和蔼可亲，一片至诚；只有对那些所恨的人，他才态度高傲，寸步不让。不管怎么说，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总是无可争辩的，他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出的贡献也是抹杀不了的。 　　要研究美国文学，对爱伦·坡的作品不可不了解，而要了解他的作品，首先应该了解他的一生。 　　爱伦·坡于一八零九年十九日生在波士顿的一个流浪艺人的家庭里。母亲原籍英国，名叫伊丽莎白·阿诺德·霍普金斯，才貌双全，能歌善舞，演过不少莎士比亚名剧的女主角，如奥菲丽亚和朱丽叶等。父亲原籍爱尔兰，名叫大卫·坡，是巴尔的摩一个小商人的儿子，原学法律，爱上伊丽莎白后，改行演戏，夫妇双双奔走江湖，勉强糊口。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埃德加是第二个儿子，最小的一个是女孩子。为了挣钱养家，伊丽莎白在生下埃德加还不满半月就上台演出。大卫平庸无能，演戏不受欢迎，一家五口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精神苦闷，就此喝上了酒，有一天喝醉了酒跟妻子口角，负气抛下妻儿出走，竟不知所终；一说他在坡周岁时死于纽约。伊丽莎白一个人拖了三个幼儿随剧团流浪四方。在一八一一年，她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就此凄然长逝。幸亏三个孤儿各有善心人收养。当时埃德加仅三岁，由他的教父，里奇蒙一个家道富裕的烟草出口商约翰·爱伦领养，并替他改姓为爱坡。但他对这个姓很不喜欢，成人后仍经常署名为埃德加·爱·坡。 　　 　　幼年时，他随养父住在里奇蒙。六岁时，全家迁居英国。最初在苏格兰度过几个月，后来一直住在伦敦，先后在杜博夫人开办的寄宿学校和斯托克·纽因顿一所由勃兰斯比神父办的私人学校念书，打下古典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五年后，爱伦一家回到里奇蒙来，坡又在当地学校念书。幸喜他天性聪颖，博闻强记，学业成绩门门优异，体育方面也都在行，举凡击剑、骑马、游泳，无一不精。他对拉丁文和法文很感兴趣，又喜欢涉猎历史、物理、生物和天文，精通数学、化学和医学，酷爱拜伦、雪莱、济慈、摩尔、柯勒律治等大诗人的作品，甚至还学会了用拉丁文写写诗。真可以说得上是奇才。 　　在家中，只有养母对他还多少有点疼爱和关怀，而养父是个讲究实用的生意人，道貌岸然，不苟言笑，对音乐和诗歌一窍不通，当然无法理解他这个善于幻想、需要温暖的少年心理了，因之父子感情一向不和。他也格外希望得到他人的同情和爱了。中学时代居然爱上一个玩伴的母亲简·斯蒂恩·斯塔那德，未几，她就病故。他伤心之余，写了一首悼诗：《致海伦》，流传至今。 　　十七岁时，坡进弗吉尼亚大学，就此结束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时代。养父本来待之十分苛刻，仅给一点生活费而已。他自幼受的教育就使他自以为南方贵族，大学里结交的一批又都是富家子弟，不免放浪形骸，经常聚赌酗酒。他有沾上恶习，不但欠了一身赌债，而且还沾染酒癖。养父责怪他交友不慎，行为失检，坚决要他退学。他在大学里还没念满一年，就回到里奇蒙，当发现少年时代的恋人莎拉·爱弥拉·罗埃丝特已经准备另嫁他人，受的刺激就更大了。原来他俩早就相爱并私订终身，坡上大学后，两人不断有情书来往，但都被养父扣留，双方产生误会，才酿成悲剧。这时养父在外有了几个情妇和孩子，他在家里再也待不下去，就毅然出走，前往波士顿谋生。 　　在波士顿，他靠了印刷商卡尔文·托马斯的帮助，出版了第一本薄薄的诗集，书名《塔默兰诗集》，作者署名：波士顿人。这些诗歌都是模仿拜伦和摩尔的，开本很小，定价一毛二分半，可惜根本无人问津。 　　这位青年诗人身无分文，又举目无亲，只得化名埃德加·潘莱入伍当兵。显然他对这段平凡的从军经历感到羞惭，因此后来一直诡称他在此期间正出国参加希腊独立战争，还到过俄国。实际上他驻扎在国内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一带。一年半后就荣升为军士长。一八二九年，他的养母去世，他请假回家奔丧，随即退伍。到了巴尔的摩，设法出版他的第二本诗集《明星，塔默兰小诗》。他在姨母玛利亚·克丽姆太太家住了一阵子，当时同住的有姨母的一个七岁的女孩弗吉尼亚和埃德加的大哥威廉，后来威廉因肺结核而死。小妹妹罗珊莉在襁褓时就由里奇蒙一份人家领养，长得瘦弱可怜，智力低人一等。一家人的遭遇都很悲惨。 　　二十一岁时，养父对他提出继续资助生活的条件：要他进西点军校深造五年。他同意了。因为他也愿意学习军事科学，所以入学后成绩突出。只是受不了军校中的严格训练生活，经常旷课缺勤，受到军法处理，以玩忽职守的过失开除出校。这时是一八三一年早春。他又到了纽约，在当地找到一家书店出版了他第三本诗集：《埃德加·坡诗集》。一八三三年，他又回到巴尔的摩，以《瓶中手稿》得了巴尔的摩的《星期六游客报》短篇小说一等奖一百元。这笔奖金救了他的命，并帮他正式走上从事文学的道路。 　　一八三四年三月，他的养父逝世，偌大的一份家产都被几个嫡亲子女瓜分一空。他分文未得，只身来到里奇蒙，当了《南方文学信使报》的助理编辑。生活孤寂凄凉，情绪抑郁，只得借酒解闷，一度竟想自杀。亏得后来克丽姆太太母女俩来跟他同住。一八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他就和刚满十三岁的表妹弗吉尼亚结了婚。 　　坡同她的结合引起外界议论纷纷。毫无疑问，他是真正爱她的，这点从他们的通信中看得出来。但他一直称他为“小妹”，可能他娶她只是因为要得到克丽姆太太的照顾，因为他在岳母身上看到了毕生寻求的母性爱，他需要一个温暖的家庭，需要有个知疼着热的贴心人。据说，坡婚后因双方年龄相差太大，婚姻并不美满，但这只是捕风捉影的猜测而已。 　　他在《南方文学信使报》工作了将近一年半，发表了一些自己写的小说、诗歌和新书评介等等，但都是混饭吃的作品。一八三七年一月，他因饮酒过度，健康受损，影响编务，老板对之不满，他只得离职。二月，全家迁居纽约，总算为他唯一的一篇中篇小说《阿瑟·戈登·庇姆述异》找到出版商。这是一篇写一艘船在海上遇难的惊险故事，书出版后也毫无销路。 　　一八三八年，他又举家迁往费城，找到一份当文章枪手的糊口工作，替当地一个出版商把一本早已绝版的贝壳学论文改成课本。坡就做了文抄公，有些章节大段照抄。这在坡的卖文生涯中也并非仅有的一次，他的诗歌理论有些就照抄柯勒律治的，甚至字句都没改动。但坡对别人的剽窃行为却深恶痛绝，有一次他甚至批评朗费罗是文抄公，由此可见坡这种斯文扫地的做法也是违背他本意的。 　　不久，坡又当上《绅士杂志》的助理编辑。《鄂榭府崩溃记》和《威廉·威尔逊》就是先后在该刊发表的。不到一年，因同主编布尔顿意见不合而离职。在费城找到一家出版商出版他的短篇小说两卷集，书名：《怪诞故事集》，报酬仅几本分送友人的赠书。 　　一八四一年，他又当上了《葛雷姆杂志》的编辑，发表了他的推理小说《毛格街血案》。此文问世，标志了侦探小说的诞生。 　　接着，他又发表了《大旋涡底余生记》、《红死魔的面具》和一些重要文艺理论，也许这段时期是他一生最得意的。《葛雷姆杂志》销路大增，每期从八千本一跃为四万本，而编辑年薪却仍为八百美元。 　　一八四二年一月，弗吉尼亚唱歌时，血管破裂，坡大为痛苦，但仍能发愤协作。杰作如《玛丽·罗热疑案》、《陷坑与钟摆》、《泄密的心》、《金甲虫》、《黑猫》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后来，他又说服费城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他一卷短篇传奇集，定价低廉，印数极少，照例毫无销路。 　　当时他最大雄心就是自己办一本刊物，他草拟一份计划，广为散发，苦于无人支持。一八四四年四月，他再度前往纽约游说，并将一篇描写乘坐气球横渡大西洋的幻想小说给了《太阳报》，该期报纸竟然因此销售一空，他所得稿费仍寥寥无几。 .　　不久，坡在现名百老汇的勃朗明台尔路租下一所木屋，安了家。他就在木屋里写出了他的著名诗篇《乌鸦》，一八四五年在《晚镜报》发表，引起各界注意，并在该报参加工作。未几又转入《百老汇日报》，这份新创办的报纸因销路不佳大大亏空，坡趁机接管，结果搞得一败涂地，这个创办报刊的美梦才终于破灭。尽管如此，这一年他的成绩还是可观的，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一卷题名《乌鸦集》的诗选。可惜仍旧一贫如洗，他妻子急需治疗，也始终无钱延医。 　　一八四六年他举家迁往纽约郊区福德姆村。夫妇双双患病，到了冬天，连买煤的钱都没有。弗吉尼亚睡在一张稻草铺的病榻上，没有被褥，只有一幅白被单。天寒地冻，她裹上了丈夫的旧大衣，胸前抱着一只玳瑁色大猫，才取得一丝暖气。有人在报上替坡募捐，这时弗吉尼亚已病入膏肓，在一八四七年一月三十日默默离开人世。他肠断心碎，精神更加失常，不断出现幻觉。此后坡已没有什么精力创作，仅写过一篇阐述他宇宙观的散文诗《我发现了》，还写过两首著名的诗，一名《乌拉吕姆》，一名《钟声》。 　　一八四八年九月，坡到普罗维敦斯向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寡妇莎拉·海伦·怀特曼求婚，她对文学也很感兴趣，他在一八四五年认识她以后，不时互通诗文。但女方家庭竭力反对，坡追求未遂，十一月间他买了鸦片，到波士顿企图自杀，没有死成反而大病一场。复元后他继续追求，怀特曼太太答应只要他戒酒就同他结婚。谁知临近喜日，他听了几个青年怂恿，又喝得烂醉，怀特曼太太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只得取消婚约。坡气愤之下发誓今后决心不再同任何爱好文学的女人来往。曾几何时，又向另一位有夫之妇南茜·里奇蒙太太（安妮）和纽约一个女诗人莎拉·安娜·刘易斯表示爱意，都未成功。不久，他到里奇蒙和诺福克讲课，不意竟遇到少年时代的情人莎拉·爱弥拉·罗埃丝特，当时她已成富孀。他丧偶之后十分苦闷，急需异性安慰，便向她求起婚来，她也欣然同意。九月二十七日，他回纽约准备婚事，并决心戒酒。 　　不料到了十月三日，他又喝得酩酊大醉，倒卧巴尔的摩街头，人家把他送往华盛顿大学医院，他一直人事不省，等他苏醒过来，就对空胡言乱语，挣扎了四天，在十月七日清晨五时结束了这坎坷的一生。后来他被安葬在巴尔的摩威斯敏斯特教堂公墓，陪伴他长眠地下的是他的爱妻弗吉尼亚和岳母克力姆太太以及祖父大卫·坡。 　　虽然坡与世长辞了，但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刚逝世两天，尸骨未寒，《纽约论坛报》就出现了一篇署名路德维希的悼文。对他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指责他是无可救药的酒徒，毫无道德观念的恶棍，生性骄横，气量狭窄，善妒易怒，简直无一是处。说来奇怪，向坡施放这支毒箭的竟是坡生前指定的遗稿保管人鲁弗斯·格里斯伍尔德，此人本来无才无德，偏偏对坡又妒又恨，竟借纪念之名，行抹黑之实，还乘受命编选爱伦·坡选集四卷本之际，纂改坡的书信，有些作品更出于他的伪造。坡对自己的作品原极认真，一再进行修订，但格里斯伍尔德却发表了坡未经修订，有谬误的作品，甚至以权威的身份，编写了不符事实的爱伦·坡传记，使出种种卑劣手法来破坏坡的声誉，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尤其在英国，多年来读者一向把格里斯伍尔德当作研究坡作品的权威作者，自然对之深信不疑。当时围攻坡的还不止格里斯伍尔德一个人。一八四九年夏间常与坡见面的里奇蒙记者约翰·丹尼尔也指责坡脾气古怪，损人利己，不讲道德，一八四五年和坡同事几月的布里格斯则说坡谈不上有什么性格，是个卑鄙小人。 　　幸亏也有一些仗义执言的人士出来捍卫坡的声誉。如n·p·威理斯就说，一八四四年后他和坡结交的一两年中，看到他一贯稳重，勤勉，富有绅士风度，而且以后也灭有看见他盛气凌人和心灵堕落。坡的老上司乔治·葛雷姆则说坡是个具有赤子之心的人，温文尔雅，再也没有比他更平易近人的了。他看到别人受伤害，总是勇于代人出头，的确是个正人君子。甚至和坡撕毁婚约的怀特曼太太也写了一篇答辩，题名《难道坡是道德败坏的人吗？》，痛斥格里斯伍尔德一流的无耻毁谤和捏造，以正视听。 　　不管把他说成魔鬼也罢，说成天使也罢，要对他的性格和生活作风做出判断，绝对不能忽视他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境遇，尤其是晚年身心所受到的伤害。 　　就以他的酒癖来说吧，他也明知多饮伤身，几度信誓旦旦表示决心戒酒，然而总是无法摆脱这个诱惑。 　　坡幼失双亲，生性敏感，从小得不到温暖和安全感，慈母的幻影一直萦回在他心头，成为他寻求心灵慰籍的偶像，再加屡遭磨难，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一二，对他来说，现实世界是不堪忍受的，他只有借助写作和酒精才能在幻想的土地上恣意驰骋。有一次他抱怨说，他的敌人把他的精神错乱归因于他的嗜酒，而不是把他的嗜酒归因于他的精神错乱，他临死前不久还说过，“我经常沉湎杯中物，但喝酒并没使我感到半点儿乐趣。我不惜生命和名声，不顾理智，一味喝酒，并非追求乐趣，而是竭力逃避令人痛苦的回忆，逃避无法忍受的孤寂，逃避迫在眼前的大限。” 　　话有说回来，他决不是一个梦想家，也决不是一个真正逃避现实的人。从他努力不懈的写作态度上表现出他是讲究现实的。从他那些文学评论文章上，更证明了这点，因为只有保持头脑清醒，才能写出这么多条理清晰，分析透彻的作品。 　　在他短短一生写下的不少作品中，文学评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时文坛上，除了詹姆斯·罗塞尔·洛威尔之外，几乎无人可与抗衡。洛威尔一向不轻易赞扬别人，却把坡誉为“最有见识、最富哲理的大无畏评论家”。当代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也称“坡的文学评论确实是美国文坛上空前的杰作”。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坡早年当报刊杂志编辑时，为了换取稿费，他也写了许多糟粕，因此至今留存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精华。 　　他一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的艺术主张几乎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中，包括诗歌、短篇小说和论文。在这些作品中，他声称“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娱乐，不是真理。”他认为“在诗歌中只有创造美——超凡绝尘的美才是引起乐趣的正当途径。音乐是诗歌不可缺少的成分，对诗人力求表现超凡绝尘的美尤其重要。而在故事写作方面，艺术家就不妨力图制造惊险、恐怖和强烈情感的效果。而且每篇作品都应该收到一种效果。”。 　　他的独创性论文如《写作的哲学》（1846），《诗歌原理》（1850），评论霍桑《古老的故事》，评论朗费罗、柯勒律治、华兹华斯、丁尼生等人的诗歌、以及评论狄更斯《老古玩店》等的作品都显示了他的精辟见解，至今仍被视为文艺批评的典范作。 　　他一生写了六七十篇短篇小说，虽然只写了四五篇推理小说，但是举世公认为推理小说的鼻祖。代表作《毛格街血案》、《玛丽·罗热疑案》、《窃信案》和《金甲虫》都被奉为这类小说的先河，对后世起了很大影响。他在前三篇小说中塑造的业余侦探杜宾的形象，可以说是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的前辈。据研究侦探小说的专家霍华德·海克雷夫特认为，“这个杜宾也是坡的自我理想化身，因为他自幼聪颖异常，处处想表现自己的优越，所以就把杜宾写成具有超人智力、观察入微、料事如神的理想人物，为了衬托他的了不起，又借一个对他无限钦佩、相形见拙的朋友来叙述他的事迹，此外还写了一个头脑愚钝、动机虽好而屡犯错误的警探作为对比。作案地点一般安排在锁得严严密密的暗室；埋藏赃物罪证则用明显得出人意外的方法；破案过程则用逻辑严谨、设身处地的推理（今称用心理分析学）；然后有条不紊的迫使罪犯就范归案；最终再由主人公洋洋自得、滔滔不绝的解释其全过程。这已成为坡写侦探小说的模式。”而这一模式在一百四十年来已为全世界各国侦探小说家竞相师法，不少这类作品都是步他后尘，脱不了这个窠臼。甚至被称为侦探小说之父的英国作家威尔基·柯林斯那部名作《月亮宝石》（1868）里的侦探克夫也是在坡的影响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