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清楚地说明了德日进的世界观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是一们实事求是，有独创精神的科学家，努力探索解决人的现象这一异常复杂的问题的途径。 另一方面，德日进又是一位深受宗教和唯心主义世界观影响的科学家。他自幼在教会学校受到宗教教条的薰陶，宗教、神学避不可免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反映出来。德日进哲学体系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西欧知识分子在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过程中的个性特点。 德日进 (Marie Joseph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年5月生于法国多姆山省(Puy-de-Dome)的一个笃信天主教的贵族家庭。1892年，就读于耶稣会的蒙格雷圣母中学，成绩优良。1896年获业士学位。次年又获哲学业士学位。1898年再获数学业土学位，1899年参加耶稣会，开始过修士生活。1902一1905年，于法国西部圣路易学院学习三年经院哲学。1905—1908年于埃及开罗圣家中学任化学和物理实习教师。1908—1912年由教会派赴英国进修四年神学。1911年升为神父。1912年，结识巴黎博物馆古生物学教授马·蒲勒(Marcellin，Boule)，这给德日进后来的发展以很深的影响，奠定了他毕生从事考古研究的前程。1915年1月20日，德日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考古工作。1919年复员，从此专心致力于古生物研究。 德日进从小喜欢植物和昆虫。在开罗教书期间，又对铁器与石强产生浓厚兴趣：形式上他在那里接受教会的考核，讲授化学和物理，实际上出完全醉心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1913年，他由同事、古生物爱好者勃安叶神父带领，赴西班牙西北部实地考察洞穴壁画，并发表研究报告。战后他到巴黎大学攻读地质、植物和动物三科，并获自然科学学士学位，于是一面在巴黎天主教学院讲授古生物学和地质学。—面又投入史前的古生物研究，从而迎来他的中国之行。 1923年，德日进参加耶稣会神父桑志华率领的“法国古生物考察团”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5月23日到达天津，6月11日经北京直奔内蒙鄂尔多斯，发掘旧石器时代的遗物，进行新生代地质和古生物研究。10月13日返回天津整理资料。尔后在北京过冬。次年，即1924年9月回国。旋而赴英国等地考察。1930年，他又应邀参加“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亚洲中心考察团”，到我国周口店等地考察。他不时来往于中国、法国、美国和缅甸、印度等地。在中国，除于内蒙进行发掘外，还访问了陕西、河南、山东等地．从1923—1946年，他先后八次来中国。并取中国姓名为“德日进”。1929年他作为中国古生物考察组的顾问，直接参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1940年于北京建立“大陆生物研究所”。1943年组织出版《大陆生物学》杂志，并亲自撰文。同年，到燕京大学作《关于幸福的反省》的报告。显然，在中国期间，他与我国古生物学者和考古工作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德日进根据在中国搜集的大量宝贵的古生物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写出有独到见地的报告和论文。大胆提出关于宇宙、生物、人类、精神逐层进化的论点，也就是说，他否定天主教所宣扬的创造论，抛弃托马斯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而把宇宙及其一切变化作为一个完整的进化现象加以考察和研究。这种具有科学精神的论断受到许多著名学者和科学家的赞赏。1946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J.S．H uxley，1887—1975)曾赞扬德日进，彼此也成了朋友。接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Toynbee，1889—1957)，法国物理学家德·布洛依等都相继同他交往。然而，德日进的理论显然触犯了天主教的传统教义和罗马教廷。1950年，教皇庇护十二世专门颁布《人类》通谕，谴责德日进“还没有彻底弄清楚所有自然科学，却主张进化论”。“这无疑是颠倒本末，把进化论作为万物的起源”，“而否定上帝启示的真理”，圣经的“创世记”。归根到底，无视上帝的“绝对性、规定性和不变注”，“公然为虎作伥，替别人宣传辩证唯物主义”。 正统战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坦(J.Maritin．1882—1973)等人，指责德日进违背天主教基本思想，法国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也对他关于物质产生精神的进化论观点提出责难。 《人类》通谕的颁布，宣告德日进被剥夺了公开讲学和发表文章的权利。教会对法兰西学院聘请他为教授也横加阻止，他行将出版的著作《人的现象》也列为禁书，他完全丧失了公开活动和言论的自由。于是，他隐藏起内心的痛苦，只身到非洲等地旅行考察。最后，于1954年悲痛地离开祖国，而移居美国。次年4月10日就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三岁。 德日进的逝世使欧美许多世俗学者感到痛惜。1955年底，汤因比、赫胥黎、布洛依，以及当时法国文化部长著名作家马尔罗等人，冲破教会的禁令，组织各种德日进协会，筹备出版他的著作。一些著名的大学和团体相继建立德日进研究会，设立国际奖金，出版专题刊物。顿时，在欧美掀起研究德日进的宇宙和人类进化论的高潮，形成一股德日进主义热。 而戴高乐政府一俟中法正式建交便直接向我国索取德日进生前遗留在北京的有关资料，我国科学工作者完好地把德日进在我国的材料交给法国政府。《德日进全集》也就顺利地得以出版。目前已出到十卷，如《人的现象》、《人的出现》、《回顾过去》、《神圣的中心》、《人的未来》、《人的力量》、《力的能动性》等等，其中《人的现象》和《人的未来》是体现德日进思想的主要著作。其主要著作多半己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传播于世界各地。 与此同时，关于德日进思想的评论、研究在欧美理论刊物、哲学杂志和专著迄今问世的已达数十种。德日进成为当代欧美知识界探索新科学理论和人类现象的一个重要对象。法国作家，原法共理论家加洛第(R．Garaudy,1913一)，在《人的远景》(1959)一书中专门用一章论述德日进的自然现象思想。另一位法国作家尼·乔治的《从爱因斯坦到德日进》(1964)以两个半圆形对碰到一起而构成一个完满的圆形来形容世界这两位伟人。还有人把他与海森堡、罗素和马克思等相提并论。汤因比在《每日邮报》上写道：“德日进作为古生物学家是个著名的人物。他成了关于发现北京猿人的最初倡议者。作为古生物学家，即使不再增添什么，他也算得上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然而他又是诗人和基督教信徒。这就使他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成了精神界的巨人”。赫胥黎在德日进的主要著作《人的现象》发表后，向《冲突》杂志介绍德日进说：“1946年，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到巴黎就职，不久就遇到了德日进神父，此后我就铭记这个事实：认为自己不仅找到了一个朋友，而且获得一个在智能和精神的探险中互相协作的伙伴。即使他从基督徒耶稣会神父这个角度来研究人类的命运(未来)问题，而我则采取无神论和生物学的观点。可是我们两人的思想却始终沿着同一路线，朝着同一方向扩展和加深；我们达到了惊人地相似的结论……我们两人虽然没有任何个人联系，可是各自都想把人类的命运——也就是说，人及其远古的宇宙创造、人所处的环境和它们的一切关系——当作一个‘现象’，“认真地进行考察和研究”。赫胥黎下结论说： “德日进注意到人是中心。”人从“观看”宇宙“转回到自己”，“观看自己”，“创造自己”。所以，“德日进的想像是真实的，” 他的宇宙现和人类观不仅能够使人苏醒过来，而且还能够把人们解放出来，即把碰到无数可怕的钉子而陷入苦境的人们的精神和灵魂解放出来。” 我们也发现，德日进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特别对于周口店等地一直念念不忘，可以说他的进化论思想在踏上中国的土地、拥有原始的古生物资料之后，才开始成熟和定型。他成为思想深邃的世界著名学者也由于在中国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因为德日进从未忘记大地给他的教育，一心想做“地球上的人”。 由于他的发现和遭遇，当今有人誉德日进为“哥白尼的再世”和“观代的伽利略”。 到了六十年代，鉴于时代的发展，罗马教会提出全面开放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方针，新托马斯主义者也就开始研究流行着的德日进思想，使新托马斯主义“世俗化”和“现代化”，如克·葛诺写过不少关于德日进的文章、评传和论著，被称为德日进主义的专家。他在《德日进》一书的结论中说：“在德日进的革新精神及其传统思想这两者之间有矛盾吗? 决不，因为他一直是个具有综合思想的人。德日进基本上是个进化论者。”但是，“他能够同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信仰结合在一起，而且也就能够探索人的变化”。葛诺还说，德日进不仅忠于信仰，而且对教会也是始终不渝的。“他在1954年就说过，如果教会倒下了，那末一切都完了”。或许有人象过去指责邓·斯各特那样，反对德日进。其实，仔细推敲，“从德日进的实在论，他的宇宙论的乐观主义，他对人类概念价值的信念和人类具体统一的意义来看，德日进显然是符合圣托马斯的”，德日进卓有成就地把“宗教信仰”融化在“进化论的词汇中”，结合在“现代科学的领域中”。“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德日进是属于教会的”。 另一个德日进多年的同事路·巴尔勇最近也著书说，尽管有过几十年的“隔阂”，但终于云消雾散。德日进的思想并未消失，相反越发光明，正如德日进一直希望死于复活节而证明其思想有个光明的未来”那样，现今德日进主义终于在世界上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德日进的科学研究和宗教反省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既是公认的“地球上的人”，却又忠实地做了“基督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