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

导 读 颠覆世界的两种方式

*部分 糟糕的时机

第1章 右翼是对的：气候变化的革命性力量

第2章 热钱：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如何加剧地球过热

第3章 公众及偿付：解决下一代经济体系的意识形态障碍

第4章 规划与禁令：扇掉看不见的手，建立一场运动

第5章 榨取主义之外：对抗我们内部的气候否定者

第二部分 不可思议的想法

第6章 摘果，而非除根：大财团与大型绿色环保组织之间的灾难性结合

第7章 没有弥赛亚：绿色亿万富翁无法拯救我们

第8章 将太阳调弱：解决污染的方法是……另一种污染？

第三部分 无论如何，开始吧！

第9章 封锁区运动：新一代的气候斗士

第10章 爱会拯救这里：民主、撤资与到目前为止的胜利

第11章 你和什么军队？原住民权利和承诺的力量

第12章 共享天空：大气层共识与偿债的能力

第13章 再生的权利：从榨取到新生

结 语 飞跃之年：时间刚好来得及

注 释

第5章 榨取主义之外：对抗我们内部的气候变化否定者

在过去数年中，瑙鲁这座小岛开始了一项促进健康的活动。公共建筑的混凝土墙绘满了壁画，旨在推进经常性锻炼和健康饮食，同时警告糖尿病可能带来的风险。年轻人在向他们的祖父母请教如何捕鱼，这是一项失传的技艺。但这里仍有一个问题。就如在岛上的一家糖尿病中心工作的娜瑞妲—安·史黛西娅·休伯特（Nerida-Ann Steshia Hubert）所指出的那样，瑙鲁的平均寿命还是很短的，部分是缘于一种传染病。“老一辈人去世得很早，随着他们的去世，我们的很多知识都流失了。这就像是在与时间的赛跑——希望在他们去世之前从他们那儿得到知识。”4

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小小的、与世隔绝的、只有21平方公里、居住了1万名居民的南太平洋岛屿，被逐渐树立为整个世界的典范——一个做对了所有事情的发展中国家。在196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政府（其军队于1914年自德国人手中夺取了瑙鲁的军事控制权，并一直驻军在此）对这块保护地感到非常自豪，专门为其制作了宣传视频，展示密克罗尼西亚人穿着上了浆的白色百慕大短裙，顺服地在说英语的学校里上着课，在英国式的法庭上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在存货满满的现代便利商店里购买那些现代化的便捷商品。5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瑙鲁赢得了独立，这个岛屿经常被媒体形容为一个挤满了几乎是富到面目可憎的有钱人的地方，就如今天的迪拜那样。一篇美联社1985年的报道称瑙鲁人有着“全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波斯湾那些产石油的酋长国还要更高一些”。每个人都有免费的健康保险、房屋和教育；房屋有着空调以维持低温；居民们开着崭新的汽车和摩托车在他们小小的岛屿上来回轰鸣疾驰着——跑一个整圈下来大概只需要二十分钟的时间。一位警察局长因为给自己买了台黄色的兰博基尼而声名大噪。史黛西娅·休伯特回忆道：“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去参加一些派对，人们会将数千美元直接放在婴儿身上。非常豪华和铺张的派对——一岁生日，十六岁生日，十八岁生日，二十一岁生日，以及五十岁生日……他们会带着这样的礼物来参加派对：有汽车，还有塞满了百元大钞的枕头等——都送给一个一岁的宝宝！”6

瑙鲁所有的货币财富都来自一个古怪的地质学事实。在几十万年的岁月里，这个岛屿只是突出于水面波涛之上的一群珊瑚礁，但是它一直是迁徙鸟类偏爱的中途休息站，鸟儿们会在这里停下来享用甲壳类动物和无脊椎软体动物。逐渐地，鸟粪在珊瑚的塔层与尖顶之间堆积起来，*终变硬而形成了一块多岩石的陆地。随后表层土与稠密的森林覆盖了岩石，创造出一片拥有椰子树、安静的海滩与茅草覆盖的小屋的热带绿洲，它是如此的快乐幸福，*批到访的欧洲游客称其为“令人愉快的岛”。7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瑙鲁人在岛屿上生活，以捕鱼和捕捉一种黑色的燕鸥型鸟类为生。但当一位殖民地官员捡起了一块石头，发现是由近乎纯的磷酸石灰所构成，而磷酸石灰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农业肥料时，这一切都开始了改变。一家英德合资的公司开始开采，然后该公司又被一家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合办的企业所取代。8瑙鲁开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起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同时也是其自杀的速度。

在1960年代，如果你从海上开始接近瑙鲁，它看起来仍让人感到舒适和愉快，但这仅仅只是一幅幻象。在被椰子树所环绕的海岸狭窄的外缘下，是一个被毁坏的内部。从天空往下看，这个椭圆岛屿的森林和表层土正被贪婪地吞噬；开采磷酸盐的矿井一直向下打到这个岛屿尖锐突出的骨架层上，留下了拥有幽灵般的珊瑚图腾的森林。岛屿的中心已经不能居住，而且大片都是不毛之地，除了一些较小的灌木覆盖区之外，瑙鲁人只能生活在那些非常稀薄的带状海岸上，他们的家和各种公共设施都局促于此。9

瑙鲁不断迎来一波又一波的各种殖民者——经济上的使者将磷酸盐岩磨滑碾碎为细粉尘，然后用远洋运输运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去肥沃其土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计划非常简单：他们会一直持续开采磷酸盐，直到整座岛只剩下一座空壳为止。“当磷酸盐供应在未来30年至40年中被耗尽，专家预测那时人们将不能再居住在这个愉快的小小岛屿上了。”在一盒1960年代由澳大利亚政府制作的黑白录像带中，一位瑙鲁议会议员以一种生硬的声音如是说。但该影片的解说员告诉我们不必担心：“为了瑙鲁人的未来，各项工作正在积极准备之中，澳大利亚将提供自己的海滩为他们营造一个永久的家园……前途是光明的，他们的未来是有保障的。”10

换句话说，在澳大利亚政府和掌控其命运的开采公司的设计中，瑙鲁在逐步走向消亡。它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国家。他们并不是敌视这个地方，也完全没有搞种族灭绝的意图。只是即使这个岛死了，大概也没什么人会知道它曾经存在过，因此在由产业化农业所代表的进步的名义下，它的牺牲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当瑙鲁本地人在1968年夺回了他们国家的主导权，他们希望逆转这些计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用开采所得的一大部分收入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然后投资到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看起来比较稳定可靠的房地产企业中。其目标是一边依靠基金的收益存活，同时降低磷酸盐开采的速度，并逐步恢复这个岛屿的生态系统——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任务，但也许并非不可完成。11

这个计划失败了。瑙鲁政府接纳的投资建议非常非常糟糕，开采所得的财富被大量白白浪费。与此同时，瑙鲁仍然在不断地消失，它的骨头研磨成的白色粉末被源源不断地装上运输船，开采也没有受到削弱或中断。同时，长达数十年的轻易获取财富的状态对瑙鲁的生活与文化产生了预料之中的消极冲击。政治上充满了贪污腐败，酒后驾驶在死亡原因中遥遥领先，平均寿命惊人地低，而且瑙鲁赢得了一项非常可疑的荣誉：在一档美国新闻节目中被列为“全球*胖的地方”（半数以上的成年人口患有因极不健康的饮食方式导致的2型糖尿病，他们的食物几乎全都是流水线上加工过的进口食品）。“在开采区土地使用费不断涌入的黄金时代，我们从不在家里做饭，我们都是在餐厅里吃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史黛西娅·休伯特回忆道。就算瑙鲁人想吃点别的，那也非常困难：整座岛屿到处布满了深深的黑洞，想要在这种土地上种植出足够的新鲜农产品养活岛民，基本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主要出口品是农业用肥料的岛屿来说，这种荒凉不毛的情况真是一种令人悲痛的讽刺。12

在1990年代，瑙鲁迫切地渴望外国货币，并为此追逐一些明显可疑的暴发致富的方案。被时代盛行的金融自由化浪潮所推动，这个岛屿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洗钱避难所。在1990年代末期的一段时间里，瑙鲁是大约400所幽灵银行名义上的“家”，它们几乎完全不受监控、监督、税收和监管的限制与妨碍。在瑙鲁登记空壳银行这件事，在俄罗斯的黑帮中特别流行，据报道，他们在瑙鲁洗钱的金额高达惊人的700亿美元（要知道，按照*近的统计数字，瑙鲁的整个GDP也不过7200万美元而已）。《纽约时报》2000年的一篇文章认为俄罗斯经济的垮台部分要归因于瑙鲁：“专家估计，在*近扩张的一系列洗钱中心里，地下经济达到了大约5万亿美元的规模，瑙鲁是其中的头号公敌。”13

这些方案也把瑙鲁自己套了进去，现在这个国家面临着双重破产危机：整个岛屿的90%已经被开采掏空，生态面临崩溃；同时它负有至少8亿美元的债务，财政也即将破产。但瑙鲁的问题还不止于此。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干旱、海洋酸化和海平面上升如今也在威胁着毫无抵抗能力的瑙鲁，尽管它几乎不需对这一危机负责。自1993年以来，瑙鲁附近的海平面以年均5毫米的速度持续稳定上升，如果目前的趋势一直继续，这一速度在未来将会变得更快；而日益严重的干旱已经导致了棘手的淡水短缺。14

十年前，澳大利亚哲学家、可持续发展学教授格伦·阿尔布雷希特（Glenn Albrecht）开始寻找一个词，用来描述当我们珍爱的、从中得到安慰的家园被开采和工业化急剧改变，变得疏远和陌生时，产生的一种心理困扰。他使用了一个词，“乡痛”（solastalgia），它唤起了安慰、毁灭与疼痛，并被定义为指代“当你人还在家时，会有的那种思乡之病”。他解释说，虽然这种不安情绪的特殊形式一度主要流行于那些生活在“被牺牲的区域”——被露天开采或者扫荡砍伐所摧毁的土地——的人群中间，但它正在迅速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人类的共同经验，因为气候变化正在制造一种“新的反常”，不管我们住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从大的图景来说，整个地球就是我们正在遭受袭击的家园，这和区域性的消极转变一样糟糕。随着地球温度的上升和气候越来越充满敌意、不可预测的变化，这种全球性的恐惧感再一次得到了验证。”他如是写道。15

有一些地方非常不幸地同时遭遇了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乡痛”侵蚀。在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的1997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瑙鲁当时的总统金扎·克罗杜马（Kinza Clodumar）如此形容席卷瑙鲁的集体性幽闭恐怖症：“我们被困住了，我们的背后是一片不毛之地，我们的面前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不断上升的水面，*终等待我们的可能是《圣经》里提到过的那种规模的大洪水。”16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瑙鲁更能生动地展现将经济建设于污染性开采之上带来的自杀性结果。上个世纪对磷酸盐矿的开采使得瑙鲁由内部开始逐渐消失；而现在，全球对化石燃料的集体性开采又令它面临着从外向内消失的危险。

在维基揭秘（Wikileak）公布的一份2007年有关瑙鲁的电报中，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总结了美国政府对于瑙鲁政策失误的分析：“瑙鲁就是挥霍无度，而从来不担忧明天。”17听起来非常公平，但这种诊断未必仅仅只适用于瑙鲁；我们整个文化就是毫无节制地消耗我们的有限资源，而从来不担心明天。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不停地告诉自己，我们可以从地球的肚子里不断掏出别的生命体漆黑的遗骸，将大量燃烧产生的大气尘粒悬浮粒子和瓦斯气体不断地释放到大气层中去——因为我们看不见它们——不会有任何影响。或者就算它们有影响，以我们人类的聪明智慧，也必定能找到一条出路，不管我们造成的混乱和困境有多么严重。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告诉自己，各式各样类似的“不会有后果”的故事，不管它们是多么的不可信：关于我们可以如何蹂躏与破坏这个世界而不会有任何的不利后果。而事实上每当事与愿违时，我们总是感到惊讶和震撼。我们只负责不断榨取而从来不补充，还在那里疑惑为什么鱼儿会消失，为什么土地会需要更多的“投入”（比如说磷酸盐）以保持肥沃。我们占领了别的国家，武装了他们的民团，还在疑惑为什么他们会憎恶我们。我们压低了工资，将工作职位发配往海外，破坏了工人的保障机制，掏空了我们的地方经济，还在疑惑为什么人们不能像以往那样大手大脚地花钱购物。我们给那些未能成功还款的人次级房贷，而不是稳定的工作机会，然后疑惑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一个建立在坏账基础上的系统*终将会垮塌。

在每一个阶段，我们的行动对于我们将要释放出的力量都缺乏足够的敬畏之心。我们确定或者至少是希望，被我们变成垃圾的自然界，和我们以对待垃圾的方式来对待的那些人不会像鬼魂一样回来折磨我们。瑙鲁人深知于此，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它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垃圾场。为了获得所需的收入，它同意成为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离岸难民拘留收容中心。这一策略被形容为“太平洋解决方案”，澳大利亚海军和海关的舰船拦截那些移民船，并立马将它们发配往3000公里之外的瑙鲁（还有其他一些太平洋岛屿）。这些非法移民一旦到达瑙鲁——大多数来自阿富汗、斯里兰卡、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就被塞进一个老鼠成灾的严密守卫的营地，营地由几排人满为患、热到令人窒息的帐篷构成，他们在这里*多可以被监禁五年。因为这些非法移民长期处于身份不定的窘境，澳大利亚政府希望可以借此震慑他们，从而减少未来难民的数量。18

澳大利亚和瑙鲁政府花费了大量精力限制有关营地状况的信息外泄，也阻拦那些远道而来的记者探访。但真相到底还是披露出来：在低像素的视频片段里，被囚者们呻吟着“我们并非动物”；大规模绝食抗争和尝试自杀的相关报道；难民们用回形针将自己的嘴巴缝起来的照片令人恐惧；一个男人在一次失败的上吊自杀举动之后，一张照片展示出他严重残损的颈部；初学走路的孩子在玩污泥，与他们的父母一起蜷缩在帐篷的帘布下避暑（*初营地只接收成年男性，但是目前有数以百计的女性与儿童也被遣送到了那里）。2013年6月，澳大利亚政府*终允许一组BBC的采访队进入营地，以炫耀其*建成的营房设施——但是这一公关尝试被一个月后的一则新闻完全颠覆：发生了一场在囚人员的暴动，几乎完全摧毁了新建成的设施，还有一些在囚人员因此受伤。19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International）称这个位于瑙鲁的营地是“残忍的”和“可耻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总结道，以上这些情况，“再加之一些寻求庇护的人在此度过的一再被拖延的漫长时间，都提出了严峻的问题：这些营地的运作是否与国际人权法律（包括禁止折磨拷问和残忍，或者以非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方式对待难民）相符合”。在之后的2014年3月，一度驻扎于该营地的前救世军雇员马克·艾萨克斯（Mark Isaacs），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不受欢迎的人》（TheUndesirable），将一切和盘托出。他讲述那些从战争和航海的危险中幸存下来的人在瑙鲁如何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有人试图吞咽清洁剂，有人疯掉了开始学狗叫。艾萨克斯将营地形容为“死亡工厂”，在一次访谈中，他提到整个营地就是“将原本坚韧的人们碾为尘土”。在一次自身也在逐渐化为尘埃的岛屿上，这是一幅悲惨的景象。同样悲惨的是，那些很可能明天就成为气候难民的人们，今天却还在做政治与经济难民们的看守。20

回顾这个岛的痛苦历史，*使我震惊的是，这个岛曾经走错过的那些路——包括那些仍在进行中的错误——都与它的位置密切相关：它经常被形容为“与世隔绝的地方”，或者用1921年的《国家地理》中的一句话来说，“也许是这世界上*为遥远的一块领土”，是“孤寂之海”中的一个小点而已。这个国家的偏僻位置使其变成了一个触手可及的垃圾桶——一个将土地转化为垃圾、狂洗黑钱、让那些讨厌的人消失的绝佳场所，而现在甚至有人认为干脆让整个岛屿完全消失好了。21

对于大部分我们无法轻易看到的事物，我们经常都是如此，这也是碳污染问题成为顽疾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看不见它，所以当它不存在。我们的文化里充满了否认和似懂非懂，化石燃料的全球市场将有关于接近性的幻觉加上距离的现实存在一起精心打磨，变成一种臻于完美的诡计与骗局。因此我们同时既知道，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生产制造了我们的商品，是谁在我们之后来打扫和收拾，我们产出的废物*终将会消失于何处——不管是我们的污水、电子工业，还是碳排放，尽皆如此。

但是瑙鲁的命运告诉我们，其实并没有那种所谓与世隔绝的地方，所谓不用被“计算在内”的地方——而且没有什么真的会消失。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清楚地知道，每个人都是那张关系千万重的漩涡式大网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陷在那种告诉我们相反一面的线性化叙事中不能自拔：我们可以无限地扩张，总会有更多的空间接纳我们制造的废物，更多的资源为我们的欲望供应燃料，更多的人供我们虐待和侮辱。

如今瑙鲁终日在政治危机的边缘疲于奔命，新的贪污丑闻不断曝光，威胁着政府的存在合法性，而且有时真的促成了政府垮台。鉴于这个岛屿在许多问题上都走了错棋，瑙鲁的领导者们完全有理由、有权利指责外来的那些势力——殖民者曾经大肆掠夺他们，投资家们曾经敲诈欺骗他们，而如今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则等于是在威胁要淹没他们。一些瑙鲁的领导者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另一些瑙鲁的领袖则打算去做点别的：将国家高高举起，作为给全球变暖问题的一个真实警告。

举个例子，在2011年的《纽约时报》上，当时的瑙鲁总统马库斯·斯蒂芬（Marcus Stephen）写道：瑙鲁提供了“一个关于在严苛的生态限制环境下生命存续的警示故事”。他声称瑙鲁展示了“当一个国家无路可走时会发生什么。煤炭和石油无休止地燃烧，改变了地球的气候，融化了冰盖，提升了海洋酸性，整个世界正走在一条相似的通往深渊的路上，我们的生存之地日益逼仄，终有一天没有人能再理所当然地得到干净的水、肥沃的土壤或者充足的食物”。换句话说，瑙鲁不是*自掘坟墓的个体，我们其实都一样。22

但是瑙鲁给我们上的这一课其实不仅仅只是关于化石燃料排放的危险。这是一种惯性的心态，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们的先辈，都相信我们可以粗暴地对待地球与这样的暴力——大量开采和挖掘我们所需求的物质，基本不考虑留下的垃圾，不管是在地上、水下（开采活动作业的地方）还是在大气中（被开采出的物质经过燃烧后将会去的地方）。这种毫不关切的粗心大意正是一种经济模型的核心，一些政治学者管这种经济模型叫做“资源榨取主义”（extractivism），这一术语*初被用来形容一种以不断从地球移除原材料为基础的经济体制，通常是出口到传统的殖民国家去，并在那里进行“价值”加工。这同时也是一种思维习惯，试图解释为什么无穷增长的经济模型在一开始时看似可行。这一模型成长于资本主义，然而如今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府都在拥抱这种耗尽资源的经济模型，以求得通往增长之路，正是这样一种逻辑，被气候变化的残酷现实严厉地拷问着。

资源榨取主义是一种与地球之间单向性的、建立于统治支配之上的关系，人类是只知道索取的一方。这完全是管理学的对立面，因为管理工作不只有索取，还有照顾和呵护，以确保资源的再生和未来生命的繁衍生存。资源榨取主义是一种山顶搬运工的心态，一种老龄林区清场伐木者的心态。它将生命简化为可以利用的物质，消除其完整性，无视它们的自有价值——将现存的复杂生态系统变为“自然资源”，将山丘变为“多余的负担”（采矿业对于挡在其推土机面前的森林、岩石和河流都这样看待）。它也将人类简化为被残酷榨取和无限逼迫的劳动力与社会负担这样两种存在，后者要么应该作为麻烦被隔离在边界外，要么应该被关在监牢和保留地中。在资源榨取主义的经济体系里，关于生命的各种多样化、具体化的构成之间的关联是被忽视的，没有人关心切断它们可能导致的后果。

资源榨取主义也与那种可牺牲区域的观念有直接的关联。对于开采者来说，可牺牲区域是不作数的。因此在为了经济发展所拟定的更大利益的旗帜下，它们都是可以被毒化、抽干或者摧毁的。这种有毒的观念往往与帝国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帝国主义模式操纵着可以随时被抛弃的边缘地带来滋养其闪耀的中心。而同时它也与种族优越感的观念紧密相连，因为既然有这些可牺牲的地区，也就必然会有随时可以牺牲掉的无足轻重的种族和文化。资源榨取主义在殖民主义下泛滥成灾，因为殖民主义将世界看成征战的前线而非自己的家园，无需对其承担责任。殖民主义培植出了这样一种信仰：一旦目前的开采地资源穷尽，总还会有新的地方可以被开拓、占领和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