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的经学思想与经学研究风格

　　《俞樾的经学思想与经学研究风格》的作者是罗雄飞。　　《俞樾的经学思想与经学研究风格》讲述了俞樾(1821—1907)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与经学教育家。作为一位经学大师，他继承了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治学方法，围绕经学研究，遍注群经、诸子，在校勘、训诂古代典籍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他又归纳总结古代汉语的内在规律，发明古文“文例”88条，从而开汉语文法研究之先河。　　俞樾继承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校勘、训诂群经、诸子，能尽可能摆脱具体的学派立场束缚，并冲破古人的注疏重围。他以“声义相通”的方法，根据可靠的材料和文章的内在逻辑，订正、训释古籍中的语句、文字。这是对乾嘉汉学优秀成果的继承。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和特点。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重视以“文法”、“文例”治群经、诸子。前人对古汉语文法虽也有零星论及，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他们所作《经传释词》，亦可说是对古代文法的一次总结。然王氏父子和以往其他经学家，大多局限于古文词汇。到了俞樾那里，才触及到古人遣词造句的真正意义上的语法规则。他既对古文文法作了较系统的总结，文法自然成为他治群经、诸子的一大法宝。其二，俞樾特别重视“以疑存疑”。与乾嘉汉学家相比，他具有较突出的怀疑精神，注重提出新的见解。他一旦发现某一材料用前人的观点无法解释，便往往据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因而，据孤证以立异的情况往往有之。这从正面立说的角度来说，似乎显得不太严谨，但他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传统观点中存在的问题，亦自有其价值。其三，俞樾虽是汉学家，但在“主义”上却倾向公羊学。他吸收并发挥了公羊学的基本思想。他不仅以此解说《公羊春秋》，还以此指导对其他经传的训释。因此，他的学术成就虽体现在汉学方面，但与乾嘉时期的汉学家相比，又有很大差异。可以说，他是一位具有公羊思想的汉学家。其四，俞樾并不象乾嘉学者那样，专注于文字考据而逃避现实政治。他虽很少直接谈论现实政治，但治学思想则颇能适应当时的学术发展潮流。他的经学研究除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之外，还鲜明地体现着“通经致用”和“会通融合’’的时代特征。　　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他更把学术研究与“守先待后”的文化使命紧密结合，以回应不断加深的社会与文化的现实危机。　　在经学教育方面，俞樾亦取得很大成就。他在继苏州紫阳书院之后，长时期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和归安龙湖书院、上海求志书院。门生弟子数以干计，章太炎、黄以周、刘恭冕、崔适、朱一新、王彦威、王诒寿、戴望、谭献、缪荃荪等著名学者都曾师从俞樾。正是在俞樾的影响下，浙江在晚清仍保持汉学重镇的地位。而他的弟子则不仅活跃于江浙地区，两湖乃至两广都曾有俞门弟子在其间引领风会。俞樾因此被尊为“东南大师”。　　梯梁后学可以说是俞樾的主要学术取向。他不但通过自己几十年的经学教育培养了大批传统学术方面的人才，他的研究性著作特别是他的几部代表作，同样为后人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与手段。　　因此，俞樾在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既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更体现在学术传承方面。而咸同之际，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汉学又正好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俞樾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时期奠定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如果不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很难对俞樾作出恰当的评价。　　俞樾作为活跃于晚清的经学家，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相比，其局限性也很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不能主动适应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形势，对西学持一种漠视态度；二，在“道”、“学”、“政”紧密联系的时代背景下，他难以将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底，存在以经学缘饰道德教化的倾向；三，以疑似之见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