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直道考察行纪

002 /　 一、秦直道的修筑以及意义

021 /　 二、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秦直道

037 /　 三、秦直道的走向以及实地考察的必要性

047 /　第二章 走向子午岭

049 /　 一、三原县至淳化县梨园镇

063 /　 二、经汉云陵至甘泉宫

082 /　 三、登上好花疙瘩山至大草沟

097 /　第三章 从石门至秦直道分歧点兴隆关

099 /　 一、石门山至刘家店林场椿树庄

117 /　 二、从调令关至艾蒿店

133 /　 三、经龙池口至秦直道分歧点的兴隆关

151 /　第四章 兴隆关西北的路线考察

153 /　 一、经午亭子至东华池村

176 /　 二、从鬼门关至打扮梁

203 /　 三、自陕甘交界处至陕蒙交界处

227 /　第五章 兴隆关东北的路线考察

229 /　 一、改走古道岭至桦沟口

256 /　 二、从和尚塬至郑石湾村

284 /　 三、自子长县经榆林市至陕蒙交界处

313 /　第六章 内蒙古自治区的秦直道走向

315 /　 一、经乌审旗至伊金霍洛旗

331 /　 二、汇集红庆河走向昭君坟

352 /　 三、跨黄河行至麻池城

371 /　后记

秦直道之所以选择在子午岭上，战略上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是出于如下的军事考量：

一是甘泉山为有特殊位置和要塞作用的锁钥之地。远在战国时期，甘泉山与位于今陕西省泾阳县北的谷口就起着屏蔽咸阳的作用。谷口又作瓠口，即郑国渠泾水引水口所在的地点，控扼着泾水谷地通道，利用河川谷地开辟通道，是大多数地区的普遍做法。谷口成为关中北部的攻防要地，原因即在于此。但是，在陕北陇东黄土高原地区，由于其独特的黄土原、梁地貌，使得当地在开辟交通道路时，除了利用河川谷地之外，还经常选择在黄土原面或是梁面上修筑道路。

渭河北岸的泾水与洛水两大支流之间所间隔的子午岭很适于开辟成为进出关中腹地的南北通道，而甘泉宫所在的甘泉山，又名云蒙山、石鼓原、磨石岭，今俗谓好花屹挞山、黄花山，是子午岭南端的一个支岭，诸峰林立，沟壑交错，森林密布，素以险要著称。由于位于陕北高原和陇东高原的地理分割线南端，是控制出入关中北部的战略要地，故秦直道肇始其地，这也是甘泉山或者甘泉宫成为关中北部要隘的地理因素。

随秦国使者入秦的著名谋略家魏国人范睢曾经对秦昭王纵论过秦地之形势：“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左陇蜀，右关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从《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载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范睢认为甘泉为出入关中北部的门户，若结合地理形势分析，的确如此。由甘泉宫出发，向东利用洛河水系的河谷通道进入陕北高原；向南可直下京畿之地的关中平原；向西借助泾河水系的河谷通道进入陇东高原；向北沿子午岭秦直道可以远赴河套平原。地理条件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发挥着地缘核心的作用。

尤其对关中平原防守来说，是必须倚重的要塞之地，对手一旦越过甘泉和谷口，突入关中平原，通行就不再有地形限制，可以肆意畅行；对于征伐行动而言，军队主要驻扎在都城四郊的出入口，由于关中平原内部往来便利，关中各地的兵马和军需物资，都很轻易集中到这里，再向北进发或者是转运。甘泉作为咸阳的北大门，本身就属京畿范围内的军事要塞，秦始皇又经常住在山上的林光宫，一是因山高气爽可以避暑，更重要的是兼有抗击匈奴而坐镇关口的政治意义，这也成为秦直道修筑不以咸阳为起点而选择甘泉的主要原因。

二是交通的修筑对维护天下的“治”具有重要的意义。《史记·平准书》记载：“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在文中出现 “河南地”和“新秦中”两个并言的历史称谓，似乎是同义语，实际上其间还有一定的差距。蒙恬夺取的河南地北起阴山黄河以南，南至朝那、肤施之间的秦昭王所修的长城，东西两侧都达到了黄河。秦始皇在河南地建置郡县的同时，又派蒙恬渡河夺取高阙，据阳山北假中。这样秦国的北界已越过黄河达到阴山之上，当时黄河分成南北两派，北假在南河之北，不属于河南地范围。而新秦中则涉及到高阙以及北假等地区，故其范围就不以河南地为限了。

秦将农耕区域扩展到了阴山脚下，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几十个县城，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为三十四县，而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又记载为四十四县。由内地迁徙人民到这些新县从事种植。秦始皇没有利用已有的延川道、清水河谷道和马莲河谷道，而从甘泉山循子午岭修秦直道，至兴隆关后已明显趋向西北。198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制的百分之一O·N·C（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片上，显示出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山脊上确有古道路存在。

从地理形势上判断，秦直道理应沿泾、洛二水的分水岭继续向西北延伸，不可能忽然转向北或东。因为，东边肤施一线的道路一直发挥着通衢大道的功能，要想选择肤施一线前行，为何不从云阳或咸阳沿平川直接进入肤施一线的道路，而非要在子午岭上重新开辟道路，让出征大军上子午岭再下子午岭重回延川道，岂不违背常理。

其实，秦直道之所以一直沿着子午岭主脉前行，不仅为减少河流沟壑等地形上的限制，更重要的是秦直道作为一条纵切线，将移民新开发的经济区新秦中分成大致相等的东西两部，可以使官吏和军队以*短的时间达到新秦中的各个部位，从而使行政权力能得到有效地行使。

对交通系统的有效控制以及畅通，关系着政局能否稳定的大事，只有凭借这种便捷的交通系统，中央政府的政令才能够迅速下达到各级地方政府。反之，各级地方政府的各种信息也才能够及时被中央政府所掌控，国家政令的更为畅通，使人们在观念上、心理上增强了对民族和国家统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为高度集权的秦帝国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提供有效的支撑和保证。

三是国防本身需要交通条件作为*基本的保证。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脉多

而南北行较难，既要涉河，又要翻山。《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八》胡三省注引唐人颜师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耳。”由此而论，古人用子午两字表示南北对直的方向，之所以称子午岭正说明在东西向山岭占*优势下，这是一条少有的南北向山岭。秦直道起点甘泉山为子午岭南段的一个分岭。直道顺子午岭主脉山脊蜿蜒而伸，具有科学合理性。

子午岭为黄土高原上的砂石山地，构造松软，易于道路开凿，筑路用料可就地取材，不仅路基坚实，还避免泥泞之害，是平川道路所不具备的优点。加之，地势南高北低，自西朝东北倾斜，梁峁顶部浑圆平缓，结构形似牛脊，坡度起伏较小，便于木制战车以及辎重车的通行，使秦王朝能够快速的调运部队到前线，甚至远到阴山山脉的附近。

子午岭主脊为泾洛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两侧支梁组成次一级分水岭，近乎东西向，延伸三四十公里。主脊与支梁两侧都会有许多河流汇入，仅从甘泉宫至老爷岭，接近分水岭顶部的河流源头，就高达有六十四条。行进在主脊上，不仅提供了淡水补给的有利条件，还可以避免河流的阻断。即使主脊地质结构上出现断裂谷地，通过“堑山湮谷”技术手段也使沟壑不再成为拦路虎。

清初学人王夫之在《船山遗书·书经稗疏》中论导山说：“然则导者，为之道也，洪水被野，草木畅茂，下者沮洳瀦停，轨迹不通，禹乃循山之麓，因其高燥，刊木治道，以通行旅。”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早已明白其间的道理，所以喜行山路。蒙恬承袭了前人经验，避免了架桥填沟，使总工程量大大降低，何况子午岭的南北两端都已接近平地。正因为如此，秦直道全程显示出偏执循山脊线前行的特点，凡河沟中断“被迫”下山后，不在川谷间做盘转，而是遇岭即上。

但这一特点在兴隆关以东的线路上被颠覆。以富县段子午岭支脉为例，从白马驿过川子河，上山北行，在桦树沟下山过葫芦河，在五里铺复上山，至望火楼下山，过葫芦河支流埝沟水，经水磨坪村复上山。秦始皇修筑直道，是出于军事目的，若行军于河谷之中上山下坡迂回曲折，不仅只是加大了总工程量，更为重要的是难免贻误军机。因此，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上也不支持顺丁字形岔道转九十度东走蝣蜒岭的说法。

四是战争需要军队人员和战备物资的大规模跨空间运动。秦汉之际，木制战车和货车是农耕民族战争中使用的*基本工具。由于农耕民族的生活习惯，行军或戍边必须自备粮草，故每次军事行动都首先要解决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问题。

以戍边的三十万大军为例，年轻士兵在无丰盛副食又要干重体力活的情况下，按每人三百日口粮计算，则每人需口粮十八斛，。古代常用容量单位由小到大有升、斗、石、钟，通常学者们认为斛和石相通，汉代一石等于二市斗，一市斗等于十三点五市斤，一石等于二十七市斤。三十万大军粮食消耗高达五百四十万斛，换算下来仅基本口粮为一亿四千五百八十万斤，这还不包括其他军用物资。

辎重车辆的载重量，文献记载不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墨子·鲁问》说：“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王子今在《秦汉名物丛考·流马方囊》中认为：“诸子书中语有时重论效能，不免夸张，未可以为实证。从《九章算术·均输》中关于“均输粟”“均赋粟”的算题所提供的情况看，汉代运粮车的载重标准一般为二十五斛。” 那么运粮需二十一万六千辆辎重车辆次，而动用的人力在《汉书·王莽传中》记载上可以窥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至北边。”从粮食供应地到部队驻地长达数千里之间进行转运，这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尚未算每头牛所需的口粮二十斛。

牛车在物资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挽牛日行七十里，挽马不过日行八十一里，日行牛稍逊于马，但是牛比马的牵引力大，公牛瞬间*牵引力一千—一千二百公斤，而马瞬间*牵引力仅九百—一千公斤。并且牛的食量远小于马，对饲料的要求甚低，行速虽慢，但力强耐久，因而逐渐成为应用*为普遍的运输动力，由此发远征需要调用大量牛车从事转运。

西边清水河谷道和马莲河谷道水草丰美，适宜于骑兵运动，但对木制车辆而言，潮湿松软的地面易于形成坑洼不平，从而导致车轴变形。走在河谷，冰冻冰消、遇雨或暴发山洪，行走通过自有许多困难。东边肤施一线属于黄土梁峁沟壑区，有许多纵横交错的大小沟壑形成中断道路的天堑，加之流经陕北的河流皆呈西北—东南流向入注黄河，不可能都架设桥梁，这对木制车辆行进造成地理上的限制。选择在高亢且平坦的子午岭主脊上行进，少受季节影响和地理阻碍，不仅简便易行，较为捷近，更利于承载兵士的战车和装满粮草的辎重牛车迅速通行，从而达到战争取胜的目的。

五是子午岭对周围山岭和两侧的河谷大道起遏制作用。子午岭是董志原和洛川原之间的抬升山地，大部分地区海拔在一千四百米至一千六百米之间。主要山岭有子午岭主峰，海拔一千六百八十七米，位于沮水河左侧源头；陕西省旬邑县内的石门山为关中北部*点，海拔一千八百八十五米；陕西省志丹县、甘泉县与富县交界处的墩梁，海拔一千六百二十五米；沮水河上游的五里墩，海拔一千六百二十五米。相对高亢的地貌形成了高屋建瓴的形胜之势，对周围山岭而言，谁占据了所谓“搤其亢，拊其背”的军事战略咽喉地位，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子午岭呈条带状构成洛河和泾河的分水岭，清水河谷道、马莲河谷道和肤施一线道路分别处于子午岭的东西两侧，作为平行的三条河谷道，它们之间必须通过子午岭才能连接，形成互通的道路网络，因而在子午岭直道上的交汇处设置了许多关卡，如调令关、兴隆关、午亭子等。秦直道从调令关前台地穿过，与一条东通陕西省铜川方向西连甘肃省正宁县的古道呈“十”字形交叉，扼守在交通要道上，无论东西行，还是南北行，除了都必须经调令关堡外别无它途。秦直道与西通甘肃省宁县罗川府东达陕西省富县的古道相交于兴隆关，从而自古就成为重要的军事关隘。

秦直道修在兵家必争之地的子午岭上，兼顾西边清水河谷道、马莲河谷道和东边肤施线三条通道的军事行动，发现经由陇东、陕北高原的河谷通道南下之敌，从国都长安出发的军队以及辎重车辆沿子午岭上的秦直道快速向北推进，并通过东西的下岭通道居高临下予以打击，这对顺着川道南下的匈奴军队会产生巨大的军事压力。

六是避免了涉河翻山绕沟的险阻。如果仅从修路的技术层面看，出长安沿东北方向即通过肤施一线的道路无疑是*，行军途中有充足的淡水补充，又能得到沿途局部农业区域的支持。如果在地图上将起点、路过点、终点之间用线连接，画出的线相对较直，但当秦军借道向河套行走时，根本无法走出一条直线。

由于一路多有沟壑，绕道很长，自必延长里程。穿越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的*障碍就是要不断涉河翻山绕沟，当时架设桥梁也非易事，行军速度非常缓慢，在山谷相对较高的地方且不说秦人有没有能力把深谷填满，就是处于汛期中的河流也会让“堑山堙谷”毁于一旦。翻沟涉河且不说增大了通行难度，就实际通行距离来说也恐怕远超理论上计算出来的距离。即使到了现在，在黄土高原沟壑区域乡镇道路上行车，还会出现一种情况，车载地图上标注直线距离十公里，往往行走三四十公里都到不了。

选择子午岭修建秦直道，虽然从感觉上来看，似乎是绕了点路，但依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这是*合理的选择。当然，秦直道在绕过了河流的同时，也绕过了河谷附近局部分布的农业区域，也就是说给沿途的军队后勤补给形成了*问题，因为在不可能开垦出成规模农业生产的地理条件下，即使朝廷采用强制移民的办法，也无法在秦直道沿线形成农业定居点。*能够做的，就是采用军事体制，在秦直道沿线以及两侧布设关隘、兵站和城障，平时进行战略储备，以便战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