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年谱长编

　　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长期从事朱子学研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著有《朱子大传》、《朱熹佚文辑考》等传世之作，今又出版了《朱熹年谱长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上、下卷，105万字)一书。读罢《长编》，对比以往的朱熹《年谱》，深感束先生所著的《长编》记事全面，考证详密，博考精审，重点突出，以朱熹学术思想演进发展的脉络为线索，详记精考，对朱熹一生的重要思想、重要学术活动，以朱熹为中心的重大学术事件等作了详细记述、按评，给人们提供了全面的朱熹生平学术活动的思想史料，并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学术性，为学术界的朱子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概括说来，束先生的《朱熹年谱长编》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重原始文献，纠旧谱之误 宋元以降，朱熹年谱所作甚多,《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即收朱熹年谱五十七种(尚未全备)。较为重要的有朱熹门人南宋李方子所作《紫阳年谱》，南宋末王柏所作《朱子系年录》，明代戴铣所作《朱子实录》，李默所作《紫阳文公先生年谱》，清代洪嘉植所作《朱子年谱》，王懋竑所作《朱子年谱》等。这些年谱对记录朱熹生平学术活动各有特点和侧重，为研究朱熹思想提供了程度不同的参考，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也存在着某些欠缺，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如李方子所作《紫阳年谱》三卷(魏了翁作序)，辑朱熹生平之言行，可供参考，然明时亡佚，后多被人窜乱，从中辗转抄袭；戴铣所作《朱子实录》，主于铺张褒赠，以夸讲学之荣，但于谱发明无多；李默所作《紫阳文公先生年谱》，由于李氏之学出于阳明，主朱、陆早异晚同之说，故对于旧谱多所窜乱，弥失其真；洪嘉植所作《朱子年谱》则过于简略，考辨有所不精；王懋竑所作《朱子年谱》虽较为精核，其钩稽朱熹生平事迹，辨别异同，记行事始末，纠旧谱阙失，多有创获，度越前人，是以往学术界研究朱熹的重要参考材料，但该谱也有其缺陷，即在前人所作的旧谱中翻新，取李本、洪本等年谱相互参考，辨证旧误，订补错漏，而非自作新谱。而束景南先生所作《朱熹年谱长编》，则建立在自己长期深入研究朱熹生平学术思想的基础上，不以旧谱为标准，不以旧谱为依据，而是从全面收集原始文献人手，直接就朱熹文集、语录等材料中，考辨朱熹生平行事，重原始文献，详细考证，纠旧谱之误，使旧谱之阙得而明，由此跳出以往旧谱窠臼，著成一全新的朱熹年谱。 　　在束先生所著《朱熹年谱长编》中，不拘泥于旧谱陈说，其纠旧谱之误，比比皆是。如王懋竑主朱学而攻阳明，回护朱熹，多产生偏见而失实。对朱熹早年好佛而求学于禅师宗杲、道谦，晚年耽道而作《周易参同契考异》、 《阴符经考异》，均讳而不记，并判定朱熹文集中《答袁机仲》书为伪书，又认为《周易本义》中《易九图》、《筮仪》为后人窜入。在这些方面，束先生对白田王谱之误都作了纠正。又如朱熹曾作《家礼》，见于李方子《紫阳年谱》所记，而王懋竑未见《紫阳年谱》，竟以《家礼》非朱熹作而径删此条。束先生从南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中辑出《紫阳年谱》，《紫阳年谱》文中明言朱熹曾作《家礼》，以此束先生纠白田旧谱之失[见《长编》第424页)。再如朱熹所作《通书解》，诸本年谱将其与《太极图说解》一并系于乾道九年(1173)。束先生经过考证《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周子通书后记》，确定《通书解》当作于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并以朱熹文集中诸多文章加以佐证(参见《长编》第871-872页)，如此对诸旧谱之误作了纠正。束先生在诸如此类的考证中，重原始文献，以事实材料为依据，以纠旧谱之误，为朱子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思想史料。 　　二、客观求实，重学术演进脉络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及经学史上宋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受到佛教、道教的影响，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在批判地吸取佛、道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儒、佛、道三教，把中国文化发展到一个高潮。朱熹又以宋学义理及新儒学的天理为基本价值取向，吸取汉唐经学训诂注疏之长，去其沿袭墨守、忽视思想创新之弊，创造性地融合汉学与宋学，集汉学、宋学之大成，把中国经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然而，朱熹思想的最终成就，又是经历了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束先生在其《朱熹年谱长编》中，以客观求实的态度，从事实材料出发，把握朱熹学术思想发展演进的脉络，谱中所记，从朱熹早年、中年，到晚年，从初期诸种思想的提出、不定型，到中期的变化、成熟，再到晚年的定论，其间与同时代的各家各派学者相互交往，包括与理学各派、非理学各派、宋学各派，以及与佛、道学者展开相互辩难、相互借鉴、相互吸取，并提出己见，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文化。束先生如此客观详实地记述了朱熹学术思想演进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展现了以朱熹为中心，中国文化在南宋时波澜壮阔发展的历史画卷。读来令人感奋，而吸取良多。如朱熹早年曾从道谦禅师学佛，这对朱熹后来的思想影响甚大，而以往的年谱对此讳而不记，束先生则详记此事，并在绍兴十四年条下作《道谦考》(见《长编》第87-95页)，又于绍兴十七年条下记朱熹寄书宗杲问禅，宗杲答书朱熹(见第107页)，并于绍兴二十二年条下记道谦卒，朱熹作《祭开善谦禅师文》(从《佛法金汤编》卷十五和《历朝释氏资鉴》卷十一中辑出，见第153-154页)，据此可见朱熹向道谦学禅之全历程。对同一问题，四川大学的郭齐教授也有详细论述和考证(参见郭齐：《朱熹新考》第325-341页，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这亦是研究朱熹早期涉佛思想的宝贵材料，可与束先生的《朱熹年谱长编》的有关内容互看。 　　此外，束先生详尽记述了朱熹经学思想演变发展的全过程，其中包括朱熹的四书学、诗经学、易学、尚书学、礼学等组成朱熹经学的各个部分。因朱熹经学是朱熹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关于这方面的记述，对研究朱熹十分重要，从中也足见束先生功力之深厚，为从事朱熹经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如对朱熹四书学思想的演进过程，束先生依年代先后，详细考证了朱熹思想前后发生的变化，至最后走向成熟。先是朱熹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草成《论语集解》(见《长编》第248页)，于绍兴三十年《孟子集解》稿成(见《长编》第264页)，后又作《大学集解》、《中庸辑略》。其后，于淳熙四年(1177)，朱熹经过修改，序定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写成序定了《大学或问》和《中庸或问》，同时也把《论语孟子集注或问》定稿，由此基本确立并构筑了一个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新经学体系(参见《长编》第585-588页)。然而此时朱熹尚未把这四本书结集合刻，到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把四书结集合刻，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了(见《长编》第731-732页)。四书合刻以后，朱熹又于淳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注》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改本分别由詹仪之刻印于桂林、赵汝愚刻印于成都(见《长编》第846-848页)。然而这个本子后来又作了较大修改，朱熹于淳熙十五年在以往修改的基础上，把自己自淳熙四年以来发展成熟的新思想归纳进去，而于淳熙十六年(1189)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这标志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见《长编》第955-956页)。这个序定本于绍熙三年(1192)由曾集刻印于南康，流行一时，南康本成为朱熹生前《四书章句集注》流传行世的主要版本，后在庆元党禁中朝廷严令禁毁，即为此版本(见《长编》第1064-1066页)。后来朱熹对南康本又作了修定，而于庆元五年(1199)朱熹逝世前数月刻板于建阳，这就是《四书章句集注》最后的定本(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第770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然而此事在《朱熹年谱长编》的庆元五年条下未载)。如此束先生在其《长编》中对朱熹的四书学思想作了详尽考证，使读者循时间先后，可知其思想发展演进的来龙去脉，又可得知在这个过程中朱熹与同时代学者相互交往、相互促进，使朱熹思想走向成熟的情形，由此把朱熹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从时、空、人多维角度完整地展现了朱熹学术思想演进的脉络。这里仅是以朱熹的四书学为例，其他诸经思想，以及朱熹学术思想的其他重要内容，束先生在《长编》中都有客观求实的详尽考述，使读者获益匪浅，这也体现了《朱熹年谱长编》的价值，而度越前贤。 　　三、记事详尽，博考精审，重点突出 《朱熹年谱长编》以年代为线索，对朱熹整个一生的生平行事包括学术、教学、著述、政治活动，以及交友、唱酬、撰墓志铭等作了详尽的记述，是一部大型的全面记载朱熹生平活动的年谱。由于朱熹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凡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几乎都要在朱熹那里涉猎一番，所以《长编》能够满足各方面人士的不同需要，这是《长编》的一大特点。此外，《长编》不仅记事详尽而全面，而且对所记之事考证精密，钩沉索隐，旁征博引，所引材料，均注明出处，据实可信。并作到材料与观点相结合，使对朱熹生平学术活动具体事件与思想性质及其变化发展的认定，建立在事实材料的可靠基础上，既避免了主观推断而无确考，又不同于只罗列生平材料而无论断、缺乏思想深度的一些年谱。这与朱熹本人的思想实际相符合，从而体现出《长编》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性，而不仅仅是历史资料的堆砌和罗列。如果不是对朱熹的学术思想及其变化发展有深入研究和把握，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以朱熹的《诗经》学为例，束先生在《长编》的淳熙四年 (1177)条下，记“修订《诗集解》成，序定之。”此序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名为《诗集传序》，束先生在此处作长篇按语，认定“此序乃是其早年作主《毛序》之《诗集解》之序，而非其后来作黜《毛序》之《诗集传》之序。” (见《长编》第591页)认为作于淳熙四年，收入《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名为《诗集传序》的这篇序，其实不是《诗集传》之序，而是朱熹早年主《毛序》时而作的《诗集解》的序，并在按语中详考朱熹的《诗经》学由主《毛序》而作《诗集解》，到后来疑、黜《毛序》而作《诗集传》的思想转变发展之过程，指出在朱熹早年主《毛序》作《诗集解》与后期废弃《毛诗序》而作《诗集传》之间，有一个介于二者之间，既存《小序》，又间为辨破的过程(参见《长编》第591-593页)。至淳熙四年朱熹序定《诗集解》后，开始写作《诗集传》，而废弃《诗序》。朱熹写作《诗集传》历时多年，反复修改，认识也不断深化，直至淳熙十三年(1186)，定稿成书。对此，束先生在其《长编》淳熙十三年条下，记“《诗集传》成，作《诗序辨说》附后，刻板于建安。”并在按语中对此详加考辨(见《长编》第851-854页)，由此可见朱熹《诗经》学思想转变发展而走向成熟的过程以及朱熹《诗经》学思想的最后定论。束先生在《长编》中对朱熹诸如此类的重要思想都作了博考精审，读来令人信服，而获益不浅。 　　 束先生在《长编》中，不仅对朱熹生平行事、学术活动及思想作了全面详实的记述考辨，而且在此基础上，提纲挈领，把握重点，对朱熹一生的重要活动、重要学术思想、重大学术政治事件又作了重点考辨，记述犹详。如对朱熹的早年涉佛、中和之说、乾道三年访张栻于湖南、诸经思想、朱陆之辩、朱陈之辩、人侍经筵、庆元党禁等等都作了深入而详尽的考辨记述。从这些重点记述中，足可见朱熹之为人、朱熹学术思想的形成与确立及其区别于其他学术流派的特点，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国文化在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中心的大发展。这对于知人论世、了解朱子学、理学、宋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长编》又在附录中，附《朱熹著述考略》、李方之《紫阳年谱》(束景南辑)等，进一步体现了《长编》的思想史料价值。《长编》并附有《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便于读者检索。总而言之，束景南先生所著《朱熹年谱长编》，重原始文献，纠旧谱之误；客观求实，重学术演进脉络；记事详尽，博考精审，重点突出，为人们提供了关于朱熹生平学术、政治、教育活动全面而详实可靠的重要史料，是一部迄今最完备、最权威、最有学术价值和思想性的关于孔老之后中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朱熹的《年谱》，为学术界的朱子学、理学、经学之宋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如果在记述朱熹生平的每一年之首，列举此年朱熹最重要的事迹和学术活动，则更为醒目；在目录中加上每一年的页码，则更方便读者翻检阅读。此外，对个别事迹的记述，尚有进一步认定和考辨商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