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视野下的唐代长安佛寺植物

　本书以唐代长安佛寺园林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分析唐代长安佛教文学中与园林植物有关的诗歌、散文、小说等相关文献，指出一些外来植物如郁金香、薝蔔、娑罗树、菩提树、诃子树的栽培历史及在唐代长安佛寺园林中的栽培情况。继而分析了唐代佛寺园林中广泛栽培荷花及牡丹的主要原因。指出了唐代佛寺园林生态文化的文学意义，探讨了佛教生态文化的现代启示。

　　本书的特色是运用生态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以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较为全面、深入地展现唐代佛寺园林植物文化。本书比较适合在佛教文学、文化方面有一定的基础，需要对我国唐代佛教文学、文化进行更深层次了解的读者。

　早娟从陕西师范大学博士毕业后，来到西北大学中文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我忝列她的合作导师。在确定博士后研究工作的选题时，考虑她已完成《唐代长安佛教文学》一书的写作，基于这一先行研究的背景，我们商定以唐代长安地区佛寺的景观与植物为考察研究对象，她现在呈现给学界的这部《生态文化视野下的唐代长安佛寺植物》，就是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几易其稿，反复修订，*后形成的。我前几年忙于学校管理琐务，自己操刀的具体项目较少，所以每看到学界同行与年轻朋友的新成果，辄喜不自禁，胜似自己的收获，对于早娟的新著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文学与植物学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诗经》与《楚辞》中大量的植物名称与丰富的植物学资源，很早就引起学界的关注。三国时吴地学者陆玑，曾著《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专释《毛诗》所及动物、植物名称，有学者统计该书共记载草本植物80种、木本植物34种、鸟类23种、兽类9种、鱼类10种、虫类18种，共计动植物174种。对每种动物或植物不仅记其名称(包括各地方的异名)，而且描述其形状、生态和使用价值。元代学者徐谦《诗经传名物钞》、清人徐鼎《毛诗名物图说》、陈大章《诗经名物集览》、日人冈元凤《毛诗品物图考》、当代学者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等，都是对这一领域的继续开拓、后出转精的成果。关于《楚辞》的植物学研究，除朱熹《楚辞集注》、洪兴祖《楚辞补注》外，清人吴仁杰已有《离骚草木疏》。当代台湾学者潘富俊以植物学专家的学术背景，进入这一领域，先后奉献了《诗经草木图鉴》、《楚辞草木图鉴》和《唐诗草木图鉴》等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整合出煌煌巨著《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提出文学植物学的新的学科构想。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成果，一则是想说明这一领域已有相当的学术基础。另外，也是想为早娟所做工作正名，说明其工作的学理合法性。

　　当然，早娟的新创获，并非是以上成果的简单延伸，更不是同样学术模板的依葫芦画瓢，简单复制。早娟将研究对象放在更广大的空间—佛寺而不是某部纸本文献，研究对象具有了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她念兹在兹的“生态文化视野”不仅关合佛教文化的某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直指当下，积极为全球化的生态文明建设找寻学术资源。这样，我对本书的评介除了师生的私谊外，也含有为此大道张目的微义。此外，本书还有如下几个值得肯定的方面。

　　其一，调整研究视角的新的尝试。研究对象之于研究者而言，确乎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变换观察的角度，就会有新的发现。中外有关唐代文学的研究，内容驳杂庞大，切入点亦各不相同，近年来，在各类研究视野下，产生了诸多颇有见地的结论及心得体会。

　　早娟的这部新著运用生态文化的视角，研究唐代历史上与园林有关的文学作品，这是一个较新的思路及方法。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结合上，需要的是努力，只有足够的付出，才能有所斩获。早娟博士的研究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整体分析及对学界相关研究进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的，这显示出了一位研究人员应该具有的专业素养和学识。

　　其二，园林研究的不断深化。《生态文化视野下的唐代长安佛寺植物》一书能够做到将佛教生态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揭示出了唐代佛寺园林生态反映出的文化内涵和佛教理论对佛寺园林植物栽培的指导意义。

　　园林植物与山野植物之不同在于，前者表现出更多的人为意志，人的拣择、人的精神、人的期盼更多地投入其中，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美，宗教园林更是需要通过植物表达其宗教诉求。佛教源于印度，汉代官方正式引入中国，始有佛寺，此期佛寺不重林木设置；魏晋时士大夫舍宅为寺，虽有林木，却少了几分佛教特色；隋唐时期是佛寺园林中国化的重要时期，佛寺园林独具特色，文人与佛寺之间多有互动，佛寺园林为文学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场地，也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对象。这个时期的园林文学是对园林植物构成的忠实全面的记录，解读园林文学中的生态文化内涵，能够推动唐代园林研究走向更加深入的境地。

　　其三，文化空间叙述的新创获。唐代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丝绸之路上的植物交流与佛教关系密切，多种植物由于佛教的因素而经丝绸之路输入长安，它们大多数被栽培在佛寺园林中，因此，研究唐代长安佛寺园林植物的构成具有重要的中外文化交流意义。在新丝路开辟的今天，以丝路起点长安为时空的这类扎实的基础研究，无疑将会为方兴未艾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多的学理参考。

　　本书的优点很多，特色也很多，我这里不过择其荦荦大者，略作绍介。当然，本书也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拓展或继续深化之处。比如，作者在论述中仅仅涉及到了佛寺园林中的植物，未能将其他生态要素如动物、水域纳入研究视野，从生态学的结构上说是不完整的。另外，关于佛寺植物的比较研究，魏晋南北朝佛寺、宋元明清佛寺与唐代佛寺植物的异同；南方佛寺与北方洛阳、长安佛寺植物的异同；进而言之，中国佛寺与日本及东南亚的泰国佛寺、缅甸佛寺、印度佛寺植物的异同，等等，可供开拓处仍很多，希望作者不仅将此作为一个课题，而是作为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继续耕耘，不断奉献新成果，也使这一论题不断深化，不断完善。

　　以上是我的一些粗浅认识，未必允当。早娟的新著出版在即，除了向她表示祝贺外，也希望她能够继续努力，在佛学生态学领域取得更多的成果。因为旧学新知的不断商量涵养、发现发明，既是自家智慧的展示，也是有益于众生的一桩大功德。

　　李浩

　　2016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