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全球化:国际经济与治理的可能性

全球化经济是与国家间经济不同的理想类型，可以通过与国家间经济的对比加以阐述。在这种全球体系中，不同的民族国家经济为国际过程和国际交易所包括并被重新整合进这一体系。相反，国家间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在民族国家经济层面决定的过程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国际现象是从民族国家经济的独特和不同的表现中产生的。国家间经济是以国家为落脚点的种种职能的总合。因此，虽然在这种经济中存在着越来越广泛的国际经济方面的相互影响(例如，金融市场和工业制成品贸易)，但这些相互影响对于立足于国家的经济角色及其公共调控者来说往往是要么提供机会，要么产生限制。 全球经济将这些以国家为基础的相互影响提升为一种新的力量。随着市场和生产变成真正全球性的市场和生产，国际经济制度也变得自主化和与社会格格不入了。现在无论是私人公司 还是公共调控者的国内政策通常都必须考虑影响自己业务范围的主要的国际性决定因素。随着系统的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国家这一层为国际层所渗透和改变。在这种全球化经济中，这一点给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提出的难题是：怎样构建使它们的调控努力协调一致和一体化的政策框架，以适应它们的经济角色之间系统的相互依存的局面。 因此，全球化经济的第一个主要后果可能是：从根本亡说，全球化经济的治理是成问题的。脱离社会背景的(sociallydecontex-tualized)全球市场是难以调控的，即使在调控者有效合作和他们的利益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主要的困难是构建应付全球市场力量的既有效又统一的国家和国际公共政策模型。各个目家和市场经济系统的相互依存关系决不会必然导致能够使世界消费者从真正独立、有效配置的市场机制中获益的和谐的一体化。相反，看起来似乎非常有理的是，甚至取得成功的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也会受自主和无法控制的(因为是全球性的)市场力量的支配。那么相互依存就会很容易地促进各个层面的调控机构之间的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也就是说竞争和冲突。这种冲突会进一步削弱全球层面的有效的公共治理。热衷于自由市场的效率并认为公司管理比公共机构具有优越性的人，会把这种情况视为从已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国家公共干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理性世界秩序。其他一些不那么乐观但相信全球化正在发生的人，例如塞尔尼(Cerney1998)，把它视为一种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可能没有针对由于不利的竞争结果或市场失灵给各地造成的损失的普遍的或持续的公共再保险。 我们在讨论中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把金本位制作为基准点，因为作为第一个一体化的经济机制及其表现出来的重要特点，它具有关键性的地位。该体制具有思想和理论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是参与各方“自愿”加入的(没有“创建条约”)，而且被认为创设了运转和调整的“自动”原则。按照最正统的说法，其后出现的其他体系都是根据金本位制测定的——它是必须强调而又常常被忽视的。 该体系的基础是为每一种货币确定一个官方金价，而且黄金的进口和出口不受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限制。为了影响每一个国家国内的货币供应，黄金可以在一个国家持续地输出或输 入。因而，纸币和金属铸币的发行直接与黄金储备的水平挂钩。任何短期周转危机(即黄金外流)的解决方式，首先是按升水率向中央银行贷款(“最后贷款人”贷款)。如果金价(“法定平价”)不得不被中止，那么这只应是暂时的，可兑换性必须尽快恢复，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应辅以国内的紧缩政策。这里提出了国内和国际条件之间的关键性联系：国内的工资以及价格／成本必须具有灵活性，以使名义价格水平通过世界范围黄金的供给和需求而内生性地得到确定。因而，如其到目前为止所实际发生的作用那样，金本位代表了一体化经济的典范，在金本位制之下，“国家的自主权”是最小的。 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金本位从来没有完全按照这种自动的方式运转过。在提出表示其运转条件的国内紧缩指标方面，金本位制不时遇到巨大的困难。这造成了各种为缓解黄金流动全面严峻对国内经济冲击的“黄金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为保护储备或维持国内经济活动的水平，掩饰国内货币对黄金比价的变化(所谓的“黄金比价按摩”)。但尽管如此，汇率在1870—1914年间仍保持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该体系还要求各中央银行之间有相当程度的合作，因为该体系要运转，就要有各种形式的相机判断和行动——必须做出的大量判断实际上是与正式规则不相符的。 在金本位制时期，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可以在名义上支撑货币的供应或价格水平，因为支持货币供应或价格水平的是整个体系和黄金的供应与需求。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英国，都不承担监督(被认为是该体系成功关键的)“货币供应”的职责。而支持该体制并为其有效运转提供政治支持的，恰恰是英国对自由贸易的承诺(以及它监控自由贸易的能力)和它的伦敦金融市场的深度。金本位制的经济弱点，是预先把供应和需求的震荡确定为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管辖范围，这增大了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性，并使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性成为该体系持续不变的特点。此外，任何一个国家黄金储备的过度积累，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也能够引发该体系的普遍通货紧缩。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莳不稳定性，仍然不时困扰国际经济体系，仍然是造成当前国际经济趋势不稳定性和令人关注的主要原因。令国际社会始终感到担心的是，如何为避免这种已经出现过的一段时间内国际(和国内)经济活动的大幅度下滑(1929～1933年，外贸下滑幅度达2／3，引发了全面的资本管制，出现了货币贬值和通货紧缩)。甚至到1938年，贸易总额只相当于1929年的90％，尽管世界生产已经全面恢复。紧随这一切而来的，是出现了为应对各自生存挑战的保护主义势力集团。 短期贷款尤其成问题，因为短期贷款与外国直接投资不同，它不能带来外国技术或技能。假如产权是有保障的，贸易地位是牢固的，直接投资者就没有必要为外汇控制和资本流动控制而担心。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印度尼西亚这类国家的低工资或新加坡这类国家有利的地理位置。有的国家短期资本流量的水平比外国直接投资低，它们受到的影响似乎不严重。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与短期贷款的比例比泰国高，而且发生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和股本市场的大幅度波动，但它并没有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加坡接受的外国投资主要是外国直接投资——在1988年和1992年期间，新加坡是仅次于中国的最大的外国投资接受国。但是由于新加坡的短期外债水平非常低，因此，它可以在1997年顶住投机的压力，让新加坡元对美元贬值。新加坡外汇储备雄厚，这意味着政府可以不入市干预，而是接受利率上扬对经济活动造成的某种不利影响。 为应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上述变化，有三个独特的调控领域得到了发展。第一个领域涉及三大集团主要参与者之间协调和调控货币、财政和汇率关系的一般关系。广义上说，这实际上仅限于确定全球货币供给和汇率控制等问题，因为自70年代后期以来，协调财政政策的问题并不是经济政策考虑的首要问题。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企图通过多边努力控制国际流动性的努力在1979年后宣告失败。这造成了当前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治理活动极不协调：一方面金融体系的国际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各大中央银行的“国家”职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金融市场和机构的调节机制普遍以民族国家来定位，于是两者之间形成制度缺口。 怎么弥合这种制度缺口呢?从三大集团到七国集团的最高级会议虽然提供了解决主要问题的一个场所，但是它们仍然缺少适当的制度基础：这些最高级会议没有常设秘书处；它们在一种非正式的气氛中进行，没有严格的规则或功能具体的议事日程；对所作的决定不承担适当的对外责任；而且如果某个国家不执行协议，即使实行制裁，也形同虚设。结果是，从控制国际流动性的方面看，最高级会议仅取得了部分成功，而且常常像精心设计韵一样偶然。它们所体现的“交换看法”的活动已经导致了一些具有特定目的的干预性的货币倡议，而不是实行制度化管理的一种常设制度。虽然市场导向型国际货币体制并没有产生一个正式的国际中央银行，但是，正如第二章所说的那样，任务可能还会落在一个特定国家及其中央银行身上。因此，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提出有关治理和调控倡议方面一向起着推动作用。 市场导向型国际货币体制第二个重要治理方面，即国际支付机制的特征，是制度安排比较发达。国际金融交易的清算和结算系统也许看起来不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但是无论它们按银行组成，还是按证券市场组成，它们对所有金融活动的继续进行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活动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它请求按集体方式组织，但是却为严重的搭便车问题伤透脑筋。在民族国家层面，中央银行在创建和监督支付机制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提供“最后货币”服务是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一个重要职责。只要中央银行还没有在国际层面上执行这一功能，违约风险就有可能增加，恐慌不安就有可能放大到整个体系。 事实上，一旦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所在，这样一种理论是不难形成的，欧洲国家也不缺少采取某种共同行动的基础，尽管它们的国家利益存在着冲突。欧盟各国之间的合作是使欧盟成为一个有力的国家政体所必须的，这种合作只有在存在某种牢固的共同行动基础时才能重新受到重视。现在看来，欧洲货币联盟将如期启动，而且会有足够数量的国家参与其中，使之成功。但是应该说，欧盟在向外展望其外部环境和谈判时做得最好。成员国之间在这些事情上的争执比欧盟聚焦于内部发展时少多了。对外的考虑也能给欧洲提供聚合的基础，使各成员国在推行一种推动世界经济主要参与者密切合作、迈向共同目标的战略的过程中达到合作与竞争的平衡。 但是，国际体制例如三巨头的成员之间在某些方面的争执也太少了。美国往往能轻而易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经常如此。例如，在结束乌拉圭回合的贸易谈判的问题上，欧盟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过于轻易向美国让步，谈判根本不涉及知识产权和农业贸易问题。如果欧盟态度坚定，它是可以在农业贸易领域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争一争的；在它比日本或美国更同情第三世界国家，与它们的关系也更密切的情况下，尤其如此。那样，国际社会可以在经济问题上就会有很多的“共同基础”。某种程度的分歧将有助于更加清晰地界定国际经济体制，更加有力地推动欧盟及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特殊利益，并使欧盟进一步统一它的内部立场(因为“外部”冲突增加了一体化的压力)。随着三大集团内部冲突增多，欧盟可以更加鲜明地发挥它的影响，而这有助于为形成一个更加一致的内部决策程序提供政治条件。 在这一点上，罗马条约已经将有关对外贸易事务的大部分权限交给欧盟这一事实，有助于欧洲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协调管理商讨中保持一种强大的存在。这并不是说欧盟不能在这些谈判中有力地发言了。这也不是主张疯狂冲突、保护主义或袖手旁观，而是恳求欧盟在继续支持多边主义的范围内运转，同时更加清楚地界定其独特的对外利益。这些立场不是不相容的。 欧盟内部深化的关键显然依旧是欧盟对外形象方面所展示的各种关系。例如，作为一个塑造新的国际治理议事日程的共同声音，它在关贸总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