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柏格森解读:柏格森主义·康德的批判哲学

立法的理性。——我们已经看到，欲望的功能可能具有一种高级的形式：只要它不是被客体的表象所决定(感性的或理智的)，也不是被愉悦或痛苦的情感——这种情感将此类的表象与 意志连结起来——所决定，而是被一种纯粹形式的表象所决定。这种纯粹的形式是一种普遍性立法的形式。道德的规律不是表现为一种可比较的和心理学的一般概念(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道德的规律要求我们将我们意志的最大值看做一种“普遍性立法的原则”。一种坚持这一逻辑验证的行为至少符合道德，也就是说，一种行为的最大化可以毫无矛盾地被看做是普遍性的规律。普遍性在这一意义上是一种绝对的逻辑。 一种普遍性立法的形式属于理性。如果知性的表象不是局限于感性条件之下的客体，那么它自身实际上也就不考虑任何被决定的东西。一种表象不仅与所有的情感无关，也与所有的物质和所有的感性条件无关，它就必然是理性的。但在这里，理性并不推理：道德规律的意识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经验的事实，而是独特的纯粹理性的事实，它在理性那里显示为一开始就是具有立法性的。”①因此，理性就是各种直接在欲望的功能中立法的功能。在这一方面，它被称为“实践纯粹理性”。欲望的功能在它自身中找到它的规定性(并不是在某种物质或某一客体中)，确切地说称为意志：“自主的意志”。 先验的实践的综合本质上是什么?康德的公式在这方面有多种形式。但当有人问到一种被简单形式的规律充分地规定了的(因此与所有的感性条件或现象的自然的立法无关)意志的本性 是什么时，我们应该回答：这是一种自由意志。当有人问到，哪种规律能够规定这样一种自由意志时，我们应该回答：道德的规律(作为一种纯粹形式的普遍性立法)。相应的含义是这样的：实践理性和自由可能同为一体。但问题不在于此。从我们的表象的角度来看，是实践理性的概念把我们引向自由的概念，就像引向某种必然与前一个概念相连的东西，属于它但不“在其中”。实际上，自由的概念不在道德的规律之中，因为它自身是思辨理性的一种观念。但如果德的规律不使我们知道我们是自由的，那么这种观念纯粹是有问题的、局限的、不确定的。正只有通过道德的规律，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自由的，或者我们关于自由的概念才获得一种客观的积极的和确定的现实性。在意志的自主性中，我们因此而找到一种先验的综合，这种综合通过将自由的概念必然地与实践理性的概念相连，而赋予它一种客观的、被决定的现实性。 判断是一种功能吗?——判断总是一种复杂的操作，它在于将特殊归人一般。作判断的人总是有专长的人：专家、医生、法官。判断意味着一种真正的天赋，一种嗅觉。①康德是在它的技术性或它自身的特殊性的层次上提出判断问题的第一人。在一些著名的文本中，康德区分了两种情况：或者一般已经被给出、被了解，只要将它加以应用就足够了，即确定它将适用的那个特殊(“理性的必然用途”、“决定性的判断”)；或者一般仍是问题，它自身还尚待寻找(“理性的假定用途”、“反射判断”)②。不过，这种区分要比看起来复杂得多：它应该从例子和含义两方面来被解释。 头一种错误将是认为只有反射判断意味着一种发明。甚至当一般已被给出时，仍需要“判断”来作“归入”。毫无疑问，超验逻辑不同于形式逻辑，因为它包括了某些表明一种既定概念在其下得到运用的条件的规则③。但这些规则并不能归结为概念本身：为了运用一个知性的概念，需要有图式，这种图式是想象力的一种创造性行为，它可以表明特殊情况被归入概念的条件。所以图式化已经是一种“专长”，而图式则是一种“返回到规律下的情况”的图式。因此我们若认为知性自身在判断就是错误的：知性不能将它的概念作判断之外的其他用途，但这种判断的用途意味着想象力的一种独特行为，也是理性的一种独特行为。(所以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决定性判断作为理性的某种运用而出现。)康德每次谈到判断时如同谈到某种功能，是为了表明它的行为的独创性，它的产物的特殊性。但判断总是包含许多功能，并表明这些功能间的一致。判断据说是决定性的，因为判断表明功能间在一种决定性功能之下的一致，这就是说，因为它决定一个客体，而这个客体与一种首先被当作立法者的功能相一致。因此，理论判断表明功能间的一致，这种一致决定与作为立法者的知性相一致的客体。同样地有一种实践判断，这种判断决定一种可能的行为是不是一种服从于道德规律的情况：它表明理性与知性在理性作主的情况下的一致。在理论判断中，想象力提供了一个与知性概念相一致的图式；在实践判断中，知性提供了一种与理性的规律相一致的类型。换言之，判断决定一个客体，功能间的一致是被决定的，某一功能行使决定性的或立法者的功能。 因此，重要的是确定符合两种类型的判断，即“决定性的”判断和“反射的”判断。有一位医生知道什么是伤寒(概念)，但在一种特殊情况(判断或诊断)下却不承认是伤寒。我们倾向 于在诊断(诊断意味着一种天赋和一种专长)中看到一个决定性判断的例子，因为概念被假设为已知。但是就一种特殊情况而言，概念自身并未被给出：它是或然的或完全未被决定的。事实 上，诊断是反射判断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要在医学中找到一个决定性判断的例子，我们更应该考虑一种治疗学的决定：在这一点上，概念与个例相对而言确实已被给出，但困难在于运用它(按照病人的禁忌症，等等)。 确切地说，反射判断也有专长或发明。但这种专长在此另作它用。在决定性判断中，专长是被“掩藏的”：概念已被给出，或是知性的概念，或是理性的规律；所以有一种立法的功能，这种功能引导或决定其他功能间的原始的显形物，虽然这种显形物很难受到欣赏。但在反射判断中，从积极的功能的角度来说什么也未被给出：只有一种原材料呈现，严格地说没有被“表现出来”。所有积极的功能都相对地自由运作。反射判断将表现出一切功能间一种自由的与未被限定的一致。那一直被掩藏并从属于决定性判断的专长变得明显并在反射性判断中自由地运作。毫无疑问，我们可以通过“反思”发现一个已经存在的概念；但反射性判断将更加纯粹，就好像根本没有它所自由反射的事物的概念，或这个概念将(以某种方式)扩大、变得无限和未被限定。 事实上，决定性判断和反射性判断并非同一类中的两种。反射性判断显示并释放出决定性判断中一直被掩藏的一个深层。但决定性判断只有通过这个生动的深层才成其为判断。否则，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判断力判断》要如此题名，虽然它只处理反射性判断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一种决定性的和立法的功能之下，功能的一切被限定的一致都意味着一种自由的、未被限定的一致的存在和可能性。正是在这种自由的一致中，判断不仅仅是独特的(就像已在决定性判断中存在的情况一样)，并且表明它的独特性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我们的各种功能在本性上不同；然而同样具有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一致，按照理性兴趣的规律，这种一致使这些功能在其中之一主持之下的运作随之成为可能。判断总是不可缩减或独特的：所以它可以说是“一种”功能(天赋或特殊的专长)。它从来不是由一种惟一的功能组成，而是在它们的一致中组成，或是在一种已由它们中的一个立法者所决定的一致中，或是更加深刻地处于一种自由的、未被限定的一致中，后者构成了在一种普遍的“判断力批判”的最后客体。 第—条规则：检验问题本身的真和假，揭露假的问题，在问题的层次上协调真实和创造。 实际上，我们错误地认为真和假只涉及答案，只随着答案而开始。这种偏见是社会性的(因为社会和传达指令的语言向我们“提出”就像是从“城市官僚的文件夹”里拿出来的现成问题，并且强迫我们去“解决”，只留给我们少得可怜的自由)。而且，这种偏见是在童年和学校养成的：“提出”问题的是学校的老师，学生的任务只是去找出问题的答案。由此，我们就处于一种被奴役的状态。真正的自由在于有决定的能力，有提出问题的能力：这种“半神性的”能力不但意味着假问题的消失，而且意味着真问题的创造性涌现。“在哲学中，甚至在其他许多地方，真实在于发现问题并随之提出问题，而不在于解决问题。因为一个思辨的问题一被提出就已被解决了。我的意思是说，答案即刻就已存在，虽然它可能隐藏着，也就是说它被掩盖着：要做的惟有重新发现它。但是提出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发现，而是发明。发现是针对已经存在的事物的，不论是现实的存在还是潜在的存在，因此，发现迟早总会发生。发明则是使不存在的东西存在，发明可能永远不发生。在数学中，尤其在形而上学中，发明的努力往往在于提出问题，在于创造一些用以提出问题的术语。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在此几乎相等，真正重要的问题只是在其已被解决时才提出。”① 不仅是数学的全部历史支持柏格森。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上引柏格森文中的最后一句话和马克思关于实践所做的意义深长的论述：“人类只提出他们能够解决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并不是说问题就像预先存在的答案的影子(全部语境都表明相反的情况)。更不是说只有问题重要。相反，重要的是答案，但问题总是有一个与人们提出问题的方式、人们据以规定问题的条件、人们提出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及术语相应的答案。在这种意义上，无论从理论的或是实践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就是提出问题的历史。也就是说，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历史，而对这种活动的领悟就是自由的获得。(确实，在柏格森那里，问题的概念超越了历史而根植于生命之中、或者生命冲动之中：生命从根本上说是在跨越障碍、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活动中形成的。有机体的构成既是问题的提出，也是问题的解决。)② 但是如何使这种在问题中形成的能力与真实的标准相一致呢?当一个问题被提出时，尽管就答案而言，确定真和假比较容易，但是当人们把答案与问题的提出联系起来时，要说出真和假包含什么看来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一点上，许多哲学家似乎掉进了一个圈子：他们意识到必须在答案之外和问题之中来证明真和假，却只满足于按照一个问题可能有答案或不可能有答案来决定它的真和假。而柏格森的最大贡献在于试图在“假问题”的表达中找出一种假的内在决定性。由此产生上述一般规则的补充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