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彭城刘氏文学研究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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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二、论文的研究意义

*章彭城地域与彭城刘氏

*节彭城地域地形及民风民俗

一、彭城地域地形及在历史上的战略地位

二、彭城地域的民风民俗

第二节刘氏溯源及彭城刘氏

第三节南朝彭城刘氏中刘裕一支的发展轨迹

一、刘裕的家世

二、刘裕家族成员

三、刘裕成功的原因

四、刘宋政权的覆灭

第四节南朝彭城刘氏中刘孝绰一支的发展轨迹

一、刘勔在家族发展史上的奠基作用

二、刘悛、刘绘等对家族地位的稳固和提升

三、刘孝绰家族在梁陈的发展轨迹

第五节南朝彭城刘氏的整体文化特征：从俚俗到文雅

一、彭城刘氏的俚俗风格

二、彭城刘氏由俚俗向文雅的转变

第二章南朝彭城刘氏文学创作

*节乐府诗创作

一、女性题材乐府诗

二、边塞题材乐府诗

三、其他题材乐府诗

四、彭城刘氏乐府的创新

第二节咏物诗创作

一、咏物诗范围的界定及咏物诗在南朝的兴起

二、南朝彭城刘氏诗人咏物诗的创作

第三节集宴诗创作

一、集宴诗的界定及南朝彭城刘氏与集宴诗的关系

二、南朝彭城刘氏集宴诗的创作

第四节文章创作

一、诏表文

二、书牍文

三、碑祭文

第三章南朝彭城刘氏文学风格和文学思想

*节刘宋帝室文学风格

第二节刘孝绰家族文学风格

第三节南朝彭城刘氏文学思想

第四章南朝彭城刘氏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节刘宋皇室爱文风尚及影响

一、自身喜好并创作诗文

二、文学独立成科

三、集会赋诗

第二节刘孝绰一支与齐梁诗歌格律化走向

一、诗歌格律化的缘起

二、彭城刘氏家族诗人群与王、谢家族诗人新体诗数据比较

三、彭城刘氏家族诗人群与萧氏皇族诗人新体诗数据比较

第三节刘宋皇室崇佛及对文学的影响

一、刘宋皇室崇佛及原因

二、刘宋皇室崇佛对文学的影响

第四节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影响

一、《世说新语》研者如云，仿作众多

二、《世说新语》成为后世文学典故和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五节《文选》对文学的影响

一、从另一个角度看刘孝绰与《文选》的编撰

二、《文选》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结语

参考文献

南朝彭城刘氏文学思想
正如*章所述，南朝彭城刘氏中的刘宋皇室一支，虽然在士族化、文雅化的道路上积极迈进，文学上取得不俗的成就，但因为激烈的宫廷斗争，加之皇祚短暂的原因，士族化与文雅化的进程因皇朝的覆灭戛然而止，无以形成文学之士遍地开花的文学世家，没有意识到、也来不及梳理自身的文学思想，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南朝彭城刘氏中刘孝绰一支的文学思想，其代表人物刘孝绰。刘孝绰既是彭城刘氏成员中文学创作的佼佼者，又是其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刘孝绰的文学思想首先体现在《昭明太子集序》里。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的关系非一般的过从甚密。刘孝绰与昭明太子相处甚久，据《梁书·刘孝绰传》记载，刘孝绰在东宫中曾任太子舍人一次（天监五年）、太子洗马二次（天监八年、九年）、太子仆二次（天监十九年、大通二年）、掌东宫管记二次（天监八年、十九年）。昭明太子与刘孝绰不但相处时日既长，且相交融洽、情款缱绻，《梁书·王筠传》载：“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
刘孝绰的政治才能史无明文，且史载其与同僚颇多枘凿不合之处，“（孝绰）仗气负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领军臧盾、太府卿沈僧杲等，并被时遇，孝绰尤轻之。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反呼驺卒访道途间事，由此多忤于物”。除臧盾和沈僧杲外，与刘孝绰交恶的尚有彭城到氏兄弟、何逊等。由此可见，昭明太子恩宠刘孝绰并非出于其政治才能的考虑。《梁书·昭明太子传》载：“（太子）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以此觇来，昭明太子早慧且文才甚佳，比较容易对文学之士特别是文才早慧者青睐有加。而刘孝绰与王筠皆为早慧之人，史载二人“七岁能属文”，而且“萧统身边的文士，多数不长于诗，比较有诗才，且以诗著称的，只有刘孝绰和王筠”。刘孝绰与王筠正是以其早慧及诗才得到酷爱文学的昭明太子之赏识，“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虽同是著名诗人，似乎刘孝绰比王筠稍胜一筹，“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于坐为诗七首，高祖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焉”；“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所以在刘孝绰和王筠之间，萧统似更看重刘孝绰，“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
根据《昭明太子集序》中“粤我大梁之二十一载”之语推断，刘孝绰此序写于梁代普通三年（522年）。此年刘孝绰四十二岁，从《梁书》本传所载其“七岁能属文”的记载推算，刘孝绰此时已有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经验，因此其文学创作已进入高峰期，其文学思想也日臻成熟。

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长卿徒善，既累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孔璋词赋，曹祖劝其修今；伯喈笑赠，挚虞知其颇古。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报笺，卞兰献颂，犹不足以揄扬著述，称赞才章，况在庸才，曾何仿佛？

刘孝绰在此首先提出，文人学士很难众体兼备，并以司马相如、枚皋、王褒、扬雄、陈琳、蔡邕、班固、陆机等著名作家为例，确证即使是前代声名卓著的作家，亦有无法兼备之处。然后，刘孝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即“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这种文学理想有两层内涵：其一是就文学作品本身而言；其二是就作者的文学素养和文学创作而言。
就文学作品本身来说，即文学作品必须具备“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的特征。其中“典”与“野”，“远”与“放”，“丽”与“淫”，“约”与“俭”是两对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野”是在“质”与“文”的配合中“质”超过“文”。而“典”即是“雅”，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曰：“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为后世法。”这种“正”，既包括形式之正，又包括内容之正。“一般说来，‘雅’的形式是典丽纯朴、文质彬彬的，其传达方式含蓄委婉，节奏舒缓。文章的‘雅’还表现为思想的无偏，言辞雅致得体，若引述史事，也得言之凿凿，出之有据的”。因此，所谓“典而不野”，是指文章的内容与形式具有雅正的特点，“质”与“文”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文”“质”彬彬。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典”即“雅”虽然既包含有文学的内容又包含有文学的形式，但却更偏重于文学的内容，因为“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施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