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官的大智慧

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
议员爆粗口是个坏榜样
议会是一个尊严的议事斤，在那里你可以摆道理，可以用严词来辩驳，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任何人都不应该不尊重议会，不尊重这个理性讨论的场地。
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
我赞成党内先民主起来
很多时候，干部的选拔就是在党里边。而党做得好不好，就会影响一方民众的实际生活。所以在党里先来一个民主的监测、民主的选拔，这样我们干部的素质可以提高。再通过这些干部给地方带来越来越多的民主，让民众有越来越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
不了解内地，等于闭门造车
现在香港和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的选民非常关心内地的公共政策。我们的议员办事处近年收到很多香港居民求助的议题，都是跟内地有关的。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从宏观的香港发展，还是从我们自己的选民最切身利益出发，我们都要增加跟内地的交流。
香港教育局局长孙明扬
市民通情达理，做官就不难
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做，必须要审时度势，我觉得每件事情都不能脱离现实，一定要考虑实际情况，就算有些人觉得你根本不是解决问题，但也必须要做取舍。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田北俊
做旅发局主席，不领一分钱工资
香港是有很多人希望为香港和国家做实事。虽然我和理事们全都没工资，但是每人都做得很高兴，觉得是为局为行业尽力。
香港环境局局长邱腾华
损害部分人的利益，是必需的
有时候，大社群和小社群会出现意见分歧。克服这个困难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有多点讨论，让大家明白，这件事虽然损害部分人的利益，但是是必需的。
香港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
发展是硬道理已不合时宜
每一件事不能都是发展为先，要找最佳平衡点。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意见，要沟通、拿出来谈。
香港审计署署长邓国斌
审计不会政治化
我不受命于任何人，我直接跟行政长官报告，不向任何司长、局长负责，也不向立法会负责，虽然我们要将报告给予他们审核。同时，我们也不会政治化，不可能说某个党叫我们去审，我们就去，这是我们的机制。
香港卫生署署长林秉恩
消除疫情的恐慌，关键在于告诉市民
消除疫情的恐慌，关键在于告诉市民，让信息传播具有透明度。这是基于一个常识，也是基于一个官员的良知。
香港劳工处处长谢凌浩贞
游行示威，对执法没有影响
你让他发泄，他的情绪就会排解，这是容许的。但是从维权、执法的角度来看，游行示威对劳工处执法是没有影响的，不会因为有工人游行示威，他所得到的对待和没游行示威的工人不一样。
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
与其瞒报，不如向公众作出交代
如果你不主动报，某报纸知道了，肯定会找线人了解情况，但那只是一方说法。所以还不如医管局及时地、统一向公众作出交代。内地基本上没有公平、公开的投诉机制，所以出现了“医闹”。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况成
市民信任，是警察的骄傲
执法人员获得市民信任是相当重要的。毕竟单靠警队力量，难以解决所有治安问题。侦破罪案等行动，警员都需要市民帮助。
香港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
死刑对贪官的阻吓力量真那么大
把死刑作为惩罚贪官的灵丹妙药，这是走不通的。你看全世界其他司法体系，没有说有死刑的国家的犯罪率就低。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主席张炳良
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用正常方法就行
内地如果要参考香港的经验，一方面政治决心要很强：另一方面要让百姓知道，跟政府部门打交道，只要用正常的方法就可以了，一定要杜绝一些部门由于垄断某些资讯或者资源分配，而存有贪污的空间。
香港食物环境署署长卓永兴
街头小贩是一道人文风景
内地的小贩管理困难重重，香港的小贩管理则从容很多。我觉得这是两个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在香港，我们很多时候把小贩看做一种人文风景，对有技术的街头工匠进行保育。但反观内地，这么多的无牌小贩，随机贩卖食物，不要说保育，就是管理也是困难重重。
香港政府禁毒常务委员会主席石丹理
禁毒关键仍是家庭
香港除了推行校园验毒计划外，针对家长和学校推出的资源套是很好的经验。因为一般家长面对子女吸毒，除了惊愕和愤怒，大部分人都不懂得如何处理。
香港市区重建局主席张震远
政府和专家，都不是神仙
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都不是神仙，拿出的重建方案未必就是最好的，只有综合各方意见和反对声音，最终出来的方案才会是完善的。
后记 被滞留的官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