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

第01 章
涌向海洋：东南亚的华人 / 1
大陆性思维方式的起源 / 3
涌向南方和退回北方 / 8

第02 章
华人移居的方式 / 27
1900 年之前 / 36
1900 年之后 / 42

第03 章
追寻自我的多元文化主义 / 53
重新中国化的目标人群 / 56
分享精英地位 / 58
选择新的身份认同 / 61
商业和教育 / 65
“新移民” / 67
一个放眼海外的新中国? / 69

重新中国化的目标人群
故事的*个方面，是土生华人成为重新中国化的目标人群。在国外生活数代之久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当地文化，以至于许多人被之后的移民们认为不像中国人。他们因此承受重重压力，被要求达到为爱国华侨定下的标准。这些标准融汇到学校教科书中，面向世界各地发行；通过强有力的规劝性文字一再阐明，真正的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在完全用中文授课的学校和主要接受中文教育的新移民中，可以坚持这些标准。但是绝大多数土生华人认为这些标准难以掌握。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懂几句中文，或是对中文一窍不通，喜欢当地食物（尤其是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烹饪法），能用本地语言流利地交谈，认同当权的殖民地政府。
1941—1945年，日本人占领了绝大部分东南亚领土，他们对土生华人和中国同胞的统治是高度趋同的。战争和祖国的沦陷，使土生和中国出生之间的差异无足轻重。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沦落至同样处境，不仅在日本敌人眼中，在土著民族主义者眼中也日益如此，日本人似乎在鼓动这些当地民族主义者。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比起民国政府的劝诫，日本人使得土生华人的再度中国化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如果不是盟军赢得了胜利，土生华人的重新中国化进程无疑会更加深入。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亚洲和移民国家中的华人都感到宽慰和自豪。大多数都愿意认同这个中国将在其中居于优势地位的新世界秩序。在北美，爱国华侨们重燃提升自身地位的希望。但是中国重开内战，几十年来与华侨关系密切的南京政府败北，退到台湾。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在继续争夺华侨的民心，但是根本问题不再是重新中国化，而在于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合法性，还是奉行大陆的革命民族主义。
1949年之后，“冷战”对意识形态的强调，渗透于所有海外华人社区。因此在很多人眼中，重新中国化无异于与共产主义者为伍。如果海外华人抵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论是否在当地出生，他们都有更多的选择。其中很多人能够在移居的国家中取得公民身份，于是他们*终开始考虑在国外永久定居，并加入新的国籍。如果愿意，他们也可以寄希望于被打败的台湾国民党当局，或者恢复传统移居者的行为方式，尽可能保持自己的华人身份。很多东南亚华人选择靠近将取代殖民统治、建立起新的合法民族政权的当地势力。然而在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欧洲移民国家中，华人需要新方法获取政治和社会地位。依据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的标准，这些方法包括为取得一技之长而勤奋学习，并谨慎地逐渐涉足社会和政治事务。那些不具备专业技能的人受到发展限制，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能够享受经济繁荣。
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民党当局声称收复大陆的希望落空，而东南亚国家的地方民族主义变得更加强硬，土生华人不再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可以选择在文化上逐渐融入当地并被同化，或者为保持自己的华人身份而继续挣扎。不论怎样，自从20世纪初以来，土生华人*次不再感受到重新中国化的压力。寻求并保持一种身份认同的实验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他们的父辈和更早的先祖是华人社区“巴巴”的创建者，作为传统移居者，他们不得不想出这样的策略以实现目标。但是在一个民族国家日益互相依存的世界中，昔日的策略即使不全盘改变，也需要与时俱进。

/ 分享精英地位
我们故事的第二部分，将之称为分享精英地位。这个过程正好与*个相反，即土生华人也是“本土化”（localization）的目标人群，殖民地官员和当地政府官员都同样拉拢他们，使之跻身于地方精英之列，以便协助统治新近到来的其他中国移民。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南亚结束之后，殖民统治曾短暂恢复，政府笼络那些希望定居当地不再回国的华人。当殖民统治结束后，接手政权的本国政府坚持了这一政策。在可能的情况下，菲律宾、越南或是缅甸政府，也向那些忠于自己的华人开放政府职位。在这些案例中，只要不再认同北京政权，他们的华人身份便不再强调。这也为其他华人提供了样板，确认了官方政策—如果华人准备本土化，那就欢迎他们留下。
对于那些完全认同泰国的华人来说，他们所取得的精英地位尤其引人注目。很多华裔成为学界或是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一些人进入内阁，少数被选出来参与泰国总理的选举。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的*初几年，一些华人成为社会精英，协助统治他们的华裔同胞。但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苏哈托（Suharto）执政的32年间（到1998年5月止），华人的活动逐渐被限制在商业和投资业特定领域。但事与愿违，这种限制并没有实现当地土著对华人更大程度的接纳。华人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日益成为暴民袭击的目标。1997—1998年苏哈托政权面临财务危机时，攻击越来越严重，完全摧毁了华人对未来的信心。面对不确定性，华人将很难全身心地、有效地为国家的经济复兴贡献力量。如此的结果，也没能使印度尼西亚数量日增的穷人和底层人民更加喜欢华人。
在英属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华人尤为众多，因此不难理解，在独立之后，华人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被鼓励参与地方政治，击败马来亚共产党的挑战以证明忠诚度。因为共产党的多数成员是华裔，如果它成功执政，将不仅威胁所有非华人的利益，同样会威胁华人商业权贵，土生华人也害怕共产党以一种更激进的方式，认同中国的民族主义。
参与当地政治的结果是，华人在更大程度上献身于自己所居住的东道国，超出了绝大部分领导人的预期。参政使很多人有机会公开表明自己的忠诚、加入掌权的政党、甚至组织新的党派。
毫无疑问，分享精英地位直接促使大多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定居当地、以表明忠诚，并抛弃了移居者的思维方式。温和派领导人、马来亚联邦的首位总理和马来西亚国父东古• 阿卜杜勒• 拉赫曼（Tengku Abdul Rahman），极为成功地赢得了华人的信任。1965年，在李光耀（Lee Kuan Yew）总理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领导下，新加坡取得独立，当地华人热情参政，于是海外华人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传统说法不攻自破。当涉及切身利益时，华人族群准备全心全意履行公民的职责，承担建设国家的重任。
直到*近，在欧洲移民统治的国家中，当地出生的华裔被充分接纳并加入统治集团的理想还未成为现实。例如在北美中，生活在欧洲殖民者和移民中的较早几代华人移居者，错失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而东南亚的华人却早已能够出人头地。在北美和澳大利西亚的中国城里，在公民事务和参与政治提高地位的征途上，华人举步维艰。部分原因是他们人数较少，部分由于之前的歧视性政策使他们丧失了斗志。8他们将参与局限于和自己有关的特定问题，比如说移民政策、接受中文教育的权利、自己掌控的媒体以及诸多社会文化组织的权利。老“华侨”必须等待，在他们有足够信心参与解决影响全国的问题之前，需要抑制自己的华侨爱国主义，也需要通过当地教育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样重要的还有蓬勃兴起的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我在下文中还要接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