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与封禅:封建政治的文化轨迹

见诸于史籍文献的中国古代帝王的巡狩，亦称为巡省、巡幸、巡守、巡游等等。其主要指帝王出京巡视地方与边疆的活动过程。由于秦皇汉武以及隋炀帝、明武帝的巡幸活动给社会带来种种负面作用，同时又由于文人墨客对康熙、乾隆下江南的轶闻趣事的渲染描绘，故历来史著对于帝王巡狩持有偏见，均视其为声色犬马、风花雪月的游幸活动和劳民伤财的靡费之举，以致贬抑者居多，褒扬者甚少。然纵观历史，同中国古代文明相始终、并包孕深厚文化内涵的巡狩，不仅是一种礼俗社会中王权政治的运作模式，而且展示了一种思想观念的空间，形成一种儒家以礼为教、以祭为教的礼仪文化的轨迹。故巡狩和国家社会紧密联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具有调控、整合作用与影响。它不仅是推动封建政治发展的活力，而且也是形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历史原因之一。 何谓封禅? 封禅一般指中国古代帝王到东岳泰山进行祀天祭地的典礼。袁宏《后汉纪》曾对封禅的解释为：“夫揖让受终，必有至德于天下；征伐革命，则有大功于万物。是故王者初基，则有封禅之事，盖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东方者，万物之所始；山岳者，灵气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于其始；取其所通，必于其宅。崇其坛场，则谓之封；明其代兴，则谓之禅。然则封禅者，王者开物之大礼也。” 中国先秦最早的典籍《山海经》，就反映了先民崇拜山岳的观念。《山海经》中的《山经》是中国第一部山岳地理专著。其以山为纲，纵横经纬天下地理形势，共分26个山区、477座山；山岳是地理格局中的主导和标志，并按照地形，提出了山系的概念。《山经》主要特点是： 一是以氏族图腾标志和山神崇拜信仰紧密结合。《山经》中所有山都有神，形象或半人半兽、或奇形怪兽。如：“凡南次二经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而以华夏族居住的华山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则直接以山作为山神化身来崇拜。(1)这些山神形象均为氏族的图腾形象，并逐渐形成按地域区分的具有共性的氏族部落图腾。 二是山岳乃天神所居之地，是通天之路。如：“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住也；”“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都，神陆吾司之；”“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百神之所在”；“天帝之山，……有草焉；”“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此外，还有许多山皆是日月出入的神山。这里不仅说明“山是中国古代巫师的天梯或天柱”，而且反映了山是中国神话之源。 三是山乃圣贤祖先发祥之地。如：“有九丘，以水络之……太皡爰过”；“峑山，丹水出焉……黄帝是食是飨”；“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吴居之”；“大荒之山，日月所出。有人焉三面，颛顼之子”等等。”四是用最隆重的礼仪祭祀山岳。如“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祀之：太牢之具，婴以吉玉”；“熊山，帝也，其祀：羞酒，太牢具，婴用一壁。干舞，用兵以禳；祈，谬冕舞”等等。这些祭祀中的太牢之礼，是后来周代天子所用的祭礼，一般是祭祀天神、五帝和先祖方用。①据此可见，其时已对山岳的尊崇，已无以复加。 清代皇帝巡狩具有满族狩猎文化习俗的一些特点，如巡狩亦曰围。清太祖时，就经常在口外出兵行围，以围猎达到习武练兵之目的。康熙时，因不满足于“大阅，，之类礼仪性的军事检阅与讲武方式，遂决定遵循先祖行围习武的方式。康熙十六年(1677年)和二十年，康熙先后两次出塞选址，最后在距北京1000多里的塞外喀喇沁旗和翁牛特旗的牧地上(今河北省围场县)，划出东西长300余里、南北宽200余里，周边1300余里的土地，作为内蒙王公敬献的土地，设置木兰③围场，共于森林草原、河流山峦处设围场七十二处。每年四、十、十二月各拨兵4000名娴习骑射和演练布阵。行围者“往来沙塞，风尘有所不避，冒风雪以习劳”。①皇帝、皇子率先射猎，并指挥行围。康熙对行军、出哨、布围、合围、射猎、罢围、驻跸、安营等程序礼仪皆有严格规定，行围结束则举行盛大的论功行赏宴会。每年秋弥大典②规模最大，除皇帝护卫部队以外，内蒙古四十九旗王公贵族、外蒙古和青海蒙古王公以及察哈尔八旗蒙古官员等都要参加，地近围场的蒙古旗还须派遣骑兵、向导和围枪手等协同行围；又特谕杭州、西宁、西安等驻防满军赴京习围。木兰围场由蒙古王公管领，后设总管以及围管大臣管理，其四周数以木栅，称为柳条边。康熙四十二年在围场南四百里建造了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因此，木兰围场不仅成为清代皇家最大的狩猎名苑，而且成为皇帝北巡的重要活动场所，康熙帝还曾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乌兰布通之战。 乾隆时，木兰行围的规模往往比康熙时还要大。由于百官王公将帅等云集，乾隆二十年更定网城置连帐一百七十五为内城，设旌门三，分树军纛，称为金龙；外设连帐二百五十四，为外城，设旌门四，分树军纛，称为飞虎。外周设宿卫警跸，立帐房四十，各建旗帜，由八旗护军官校环卫。在乾隆六年(1741年)二月，监察御史丛洞上疏劝阻巡狩行围，曰：“第恐侍从以狩猎为乐，在京臣工或因违远天颜，渐生怠安，……伏祈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年”。乾隆当即批驳道： 古者春搜夏苗秋称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由平日训肄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干晏安，骑射渐致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蕃，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并甚钜。皇考两路出兵，现有征发，是以暂停围猎。若在撤兵之后，亦必奉行。况今升平日久，弓兵渐不如前，人情狃于安逸，亦不可不加振刷。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正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游之谓。① 乾隆这番话，实际道出了巡狩行围的目的意义：一是“整饬戎兵”，常备不懈；二是“寓怀远之略”，密切关注北边蒙古各部王公动向，扬威塞外；三是“遵循祖制”，发扬尚武精神。故木兰行围是清帝维护封建大一统的强有力措施，对巩固北疆具有历史作用。 同年七月十八日，为“政事悉举”，乾隆谕大学士等：“朕因讲武行围口外，其办理一切政务，与在宫中无异。在京部旗诸臣，理应益加黾勉，精勤奉职。倘或稍有懈驰，不但迟误公事，且重负朕宵旰图治之本怀”。①二十六日乾隆奉皇太后由圆明园启驾赴木兰围场，路途在古北口阅兵、于常山峪和张三营行围、准乌拉岱赐宴蒙古王公等等。九月二十八日，乾隆返京后，降谕斥责借故不去行围的诸王大臣道： 朕此次行围，诸王大臣中，竟有耽恋室家，托故不愿随往者。朕已为姑容，亦不必明指其人。夫行围出猎，既以操演技艺，练习劳苦，尤足以奋发人之志气，乃满洲等应行通往之事。若惟事愉安，不知愧耻，则积习相沿，实于国势之隆替，甚有关系。嗣后倘有不知悛改，仍蹈前辙者，朕断不轻为宽容。② 从乾隆这道降谕中可看到两个层面的含意：一是清统治者对巡狩行围十分重视，已从关系到“国势之隆替”之高度来审视这项活动；二是巡狩行围是“练习劳苦”以奋发志气，绝非安逸享乐之事。据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对巡狩勤政意义是有深刻认识的。 据史统计，仅木兰秋弥大典，康熙时约举行有三十余次，雍正未举，乾隆时举行四十次，嘉庆时举行了十一次。故木兰行围秋弥成为清代皇帝巡狩勤政史上一个值得称道的亮点。然道光四年，因木兰围场兽类减少和环境变化等种种原因，遂宣布停止行围。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宣布木兰开围放垦。光绪二年(1876年)设围场厅，1913年建围场县。 乾隆帝弘历，是清代“康乾盛世”的又一主角。其治国颇有乃祖康熙勤政巡狩风范。据史载，乾隆执政六十年，东巡盛京四次、南巡江南六次、巡幸热河避暑山庄五十二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五次，登祭泰山十一次以及巡察畿辅、天津、豫鲁等地也有百余次之多。从有清一代巡狩而论，除康熙六次南巡以外，乾隆的六次南巡山同样也是清朝封建政治的亮点。这两朝南巡，成为打造“康乾盛世”的基石。 乾隆曾评价自己平生政绩时，对南巡业绩乃是极其重视的。他曾在晚年所撰《南巡记》中曰：“吾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日西师，一曰南巡”。其实，乾隆巡狩江南的重要目的同康熙一样，主要“莫大于河工”和笼络南方士人，察吏安民、维系民心。如果要有区别，那就是乾隆前四次南巡因奉皇太后游览江南风景名胜，“以娱畅慈怀”，故其巡狩中的游幸成分明显增多，并更显皇家气派。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出于该省绅耆士庶，望幸心殷，合词奏请”，乾隆谕敕定于十六年正月巡幸江南。谕敕曰： 江南地广人稠，素所廑念。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无非事者。第程途稍远，十余年来未遑举行。屡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江南名胜甲天下，诚亲掖安舆，腓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① 乾隆首次下江南后，副督御史孙灏即上谏疏，请停止明年巡幸索约勒，并云“索约勒非江浙胜地可观”。乾隆认为孙有讥讽之意，遂怒斥批驳道：“其言更为荒诞。且南巡之举，岂仅为山水观览之娱!上年朕临除邳淮泗沮洳之地，为之相视求瘼，疏泄求防，次第兴举，今岁农事倍收，孙灏宁不闻之乎!”②乾隆虽批驳孙谏，但并不否认“山水观览之娱”。故乾隆南巡，江南各地名胜多遗留有御诗题词手迹等等。这也成为文人墨客极尽创作小说故事之能事的来源。此外，清宫屡将江南名胜移入御园，如圆明园中安澜园、长春园及避暑山庄狮子林均仿照苏州园林，这也是乾隆南巡之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