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腐败防治论

　　我国的司法腐败具有明显的后发性。改革开放后的前十五六年间我国的司法腐败并不十分严重，发生的案件相对较少，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司法腐败便不断滋生蔓延，且呈愈演愈烈之势。搞司法腐败的人不仅有法官，也有检察官(包括反贪污贿赂局的少数检察官)。在法院系统，搞司法腐败的人不仅有基层法院、中级法院的初级法官和中级法官，也有高级法院的高级法官，甚至还有高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不仅有单个的司法腐败分子，在有的地方还有一群或一窝的司法腐败分子。 　　 近期揭露查处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歧、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样、原副院长梁福全、焦玫瑰和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实 　　等人的腐败大案更是触目惊心，无以复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腐败几乎已经扩散到每一个司法机关，渗透到每一个司法环节，成为司法机关久治不愈的顽症和恶性肿瘤。老百姓中流传的顺口溜：“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关系为关键”；“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 　　被告，原告被告都吃了，还说法制不健全”，“案子一进门，两头都托人”，就是司法腐败最生动的写照。 　　 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事实说明，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执法人员本身有问题，何以治人。”司法是一个国家和平时期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如果放任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现象继续滋生蔓延，则社会公正便无从谈起，人民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便没有保障。法庭是一个最应当公正廉洁的地方，如果这样一个地方都不公正、不廉洁，那么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还何谈公正，何来廉洁! 因此，反对腐败首先应当反对司法腐败，防治腐败也首先应当防治司法腐败! 　　 理论研究往往滞后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尽管司法腐败已泛滥成灾，触目惊心，但理论界却羞于去关注它、研究它。一段时间以来，对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效率与司法独立理论界乃至实务界总是津津乐道，高见不断，但对司法腐败却惟恐避之不及。时至今日，不仅研究司法腐败及其防治的著作极少见到，就是论及司法腐败的文章也是凤毛麟角。我们认为，当前司法独立推进缓慢，司法不公仍比较突出，司法效率亦明显低下，这其中与司法腐败问题的解决不力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要深化司法改革，就不能不关注司法腐败问题! 　　 说到司法腐败，许多人都认为，既包括法官、检察官的腐败，也包括公安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的腐败。在已出版的几本介绍司法腐败的案例集中，公安人员、司法行政人员腐败的案例占了多数；在有些领导的报告或讲话中，也往往将公安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的腐败归入司法腐败之列。应当承认，司法行政人员特别是公安人员的腐败比起法官、检察官的腐败，其发生的数量和贪污受贿的数额都要大得多，但若将其列入司法腐败的范畴，以彰显司法腐败的严重性，这根本无助于司法腐败问题的克服和解决，反而会由于其性质的不同而影响研究工作的开展和防治措施的采用。1997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由此可见，我国的司法机关仅指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司法人员仅指法官、检察官，相应地，司法腐败亦仅指法官、检察官的腐败。对司法腐败的范围作这样一个界定，无疑将有助于针对法官、检察官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腐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做到“对症下药”，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治司法腐败的发生，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