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之旅——探寻黄河文明

序
中国永远是新的
我说中国永远是新的，不是指中国在发展和变化，因此中国永远是新的，而是说我们的思想观念在变化，因此即使中国没变，但我们变了，那么中国在我们的眼中，也会常变常新。
比如说中国的历史，就总是在变。有哲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如果把历史仅仅看作是一些史料的堆积和考据，那么这样的历史当然不是当代史，这样的历史对今天也没有什么帮助和意义，但如果我们把历史当成是思考和判断，看作是对现实的应答和由现实引发的思考，那么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认识历史，许多人认为我们认识的就是历史事实本身，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的认识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进行的，尤其是要靠我们的意志和意向来组织和推动的。这就是说我们认识历史并不是直接地接触历史本身，而是通过中介进行的，这个中介就是语言和思想。实际上我们思考历史，就是在思考语言和思想，因为我们的语言和思想总是因时、因人、因事而异的，因此这时的历史必然是当代史。
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正是时代精神的见证：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那个时候的时代精神是：否定传统文化，引进西方的“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lence：科学)”。那时的文化精英：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等，无不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鼓吹西化为荣，剩下一两个主张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人辜鸿铬、林纾等，形单影只，他们的声音真是孤鸿鸣(辜鸿铭)。
当时的那种时代精神体现在历史学领域，就是一种疑古精神，就是一种对中国历史典籍的怀疑和否定，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就是顾颉刚。顾颉刚在其1923年发表的《古史辨》中，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提出质疑，认为它们是伪书，比如他认为《老子》一书根本就不是战国时老子所著，而是汉代人所伪造，对《史记》中提到的三皇五帝其真实性也提出否定，顾颉刚还考证出大禹是一条虫。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早期流传下来的古籍多半被判定为不可信。尤为严重的是，这种怀疑精神导致中国可信的历史大大地缩短了，充其量也就是两千多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疑古成为一种运动，是非常主流的。今天看来，疑古在当时之所以能成为时尚，主要是因为时代背景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自己的文化，更不以自己的文化为自豪，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