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本书梳理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展现出的大逻辑、大哲学，概括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特征和理论特色，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大的战略成功是战略决策成功，支撑这一系列战略决策的基础，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砥砺奋进的这五年里的厚积薄发。立意宏阔，文笔纵横，清晰勾勒出理论、政策与现实的主脉，通俗易懂，是党员领导干部和各类读者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通俗参考读本。

*章 沧海横流之千年变局

资本霸权中心的轮回宿命

全球性贫富差距

“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遭遇成长困惑的中国与世界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21世纪复兴

徘徊在金融危机上空的“幽灵”

总书记和《资本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未离场

第三章 决胜“*个百年目标”的“四个全面”

社会主义中国的“初心”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横空出世”

驾驭全球化大潮 构建世界新秩序

“一带一路”倡议“唤醒”亚欧大陆

第四章 “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

经济建设：迈向高质量的经济强国

政治建设：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文化建设：自觉、自信、自强的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

社会文明：迈进世界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

生态文明：全球绿色文明的领航者

第五章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结构性减速的中国六大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

“新理念”引领“新常态”破解世界发展难题

尾 声 开辟共同富裕的人类新道路

*章

沧海横流之千年变局

资本霸权中心的轮回宿命

对资本主义而言，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的起点和终点，都把追求利润作为*终目的。正如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言，“笼统地说，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包含着一种朝生产力*发展的倾向……它的目的是要维持现有资本的价值，并促使这种价值不停地快速增长。资本和资本的扩张看来就是起点和终点，就是生产的动力和目标，生产只是为了资本而生产……”

自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肇始至今的500多年来，世界经济已经经历了四次大规模资本积累的疯狂进程，其间三次从兴起、扩张到毁灭的轮回，世代轮替地形成了四个资本主义霸权中心：在*阶段，也即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期，地中海的热那亚资本在辽阔的西班牙帝国疆域之内组织远程贸易，在安特卫普、里昂和塞维利亚建立初级世界市场以实现其贸易扩张，追逐资本积累。到了1560年前后，当日益激烈的贸易竞争使得商业盈余赶不上资本积累的扩张需求后，热那亚资本马上撤离贸易，开始专门从事巨额融资。

同样，随后兴起的荷兰资本，在互不相连的、往往非常遥远的市场之间从事运输贸易，把转口贸易集中在阿姆斯特丹，把高附加值工业集中在荷兰，创立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商业前哨和贸易交换体系。但当1 7 4 0 年前后，贸易的手段已经无法驱动资本积累日益扩大的速度时，荷兰资本和热那亚资本一样，毅然抛弃商业贸易，转身集中力量专门从事疯狂的金融投机，“郁金香泡沫”“密西西比公司泡沫”以及让伟大的牛顿爵士破产的“南海泡沫”是其*好的描述。

整个19世纪，英国资本继续重复了资本主义“天命”般的资本疯狂积累宿命。*不同的是，在英国周期中，*初的资本扩张手段，除了远程和短程海外贸易，还有采掘和制造活动以及由之引发的工业革命。但是到了1870年前后，当生产过剩和贸易竞争日趋激烈，不能再为资本积累更大的利润时，英国资本就像130年前的荷兰和310年前的热那亚资本一样，很快转向金融投机和经纪活动。

我们看到，100年以后，这种模式又被美国资本进一步重复。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终结了美国通过贸易和生产的资本积累进程，同热那亚资本、荷兰资本和英国资本一样，美国资本也毫不例外地全面转向金融投机和经纪活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中就曾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为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比马克思更完整目睹了资本从扩张到毁灭并*终引发人类浩劫的*次世界大战的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更是深感困惑：资本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赚钱，赚钱……赚钱本身纯粹就是目的，因此从个人的快乐和对个人的实用价值的角度看，这似乎是完全难以理解的，*缺乏理性的”。

然而，资本的意志远远不是社会理性所能理解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理性”的逻辑，“资本越来越集中……因为超过某种限度之后，利润小的大资本比利润大的小资本积累起来更快。到了某个时刻，这种不断集中又会导致利率再度降低。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投机、信仰诈骗、股票骗局和危机的冒险道路。所谓的资本过剩，基本上总是指利率的降低不能通过大量利润来弥补的那种资本过剩……或者一种将本身无法进行赢利活动的资本，以信用形式置于大企业经理支配下的过剩。”

作为世界体系研究的杰出研究者，纽约大学宾哈姆顿分校“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教授乔万尼·阿瑞吉对此做出论断：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企业把越来越多的资本，从贸易和生产转向金融买卖和投机，事实上是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中“分水岭”般的历史转折点和决定性关键时刻。这种转移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种“信号危机”，意味着体系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对剩余资本重新投资于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之中能否继续获利做出了否定的判断，对通过更加专门从事金融投资能否延长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主导地位做出了肯定判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取代了完全竞争资本主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