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浙江村”，20世纪80年代起渐次于北京天安门以南5公里的南苑地区汇聚成形。30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

作者借同乡之便，于90年代中期6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一流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本书时隔20年后修订再版，除对前版内容进行补充订定外，于新增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对“正规化”及“分割—攫取模式”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为便于历史比照，增绘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图。

目录

序一（修订新版序）让他们看到饱满的自己

序二　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序三　2005 年英译版序言（节选）

*章　引论：从日常行为的角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奇怪”的社区

现代和传统

总体和具体

第二章　走进“浙江村”

创造中的社区

系

在互动中认识对方

“温州的大学生”

本书的写法

第三章　周家一日

看图说话：区位与扩张

两拨人

各人的年谱

住房、设备和投资

一天的生活

一天中的来客

两年以后

小姊夫家

第四章　1984：来到北京

史前史

哥伦布的故事

来到北京

松紧两条链

一起干

摆地摊—游击战

第五章　1986—1988：站稳脚跟

登堂入室

进攻

联手：出租和引厂进店之争

执照

发明代销

“无本生意”

能人、自己人和永嘉人

“不宜久留”

第六章　1988—1992：扩张

皮夹克热

定销

边贸

老外进村和发包

批发点

打通：“全国性流动经营网络”的形成

为什么扩散

布料市场

辅料市场

劳务市场

资金市场

“家”还是“家乡”？

改造家族

生活体系

居住格局

纠纷的解决

“打天下”

房东和房客

逃跑

第七章　1992—1995：乱里挣钱

进入大商场：关系的艺术

大转包

小转租

营业员

“京温”故事

市场热和摊位热

新招数

办手续

保护人

生意圈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

大院

多人合作和多向投资

乱极了

自卫组织和公安系统

帮派的形成

帮派组织

帮派和大人物

联络处和联防队

第八章　1995：波折和回潮

建立爱心小组

“搭架子”和合同策略

对弈策略的挫折

刘家大院

风波乍起

突然的变化

自拆阶段

强行拆除

3 个月以后……

大院卷土重来

新热点

第九章　讨论：关系丛

分离和重叠

大小相配——社区的基本格局

“锁住”

亲友锁客户

关系丛

关系中人

比较：开放下的聚合

第十章　未来：新社会空间

新空间

“套”

跨越边界的社区

后记：理解的知识

参考文献

附件

致谢

索引

史前史

大姊夫在讲他过去经历的时候感叹：我这一辈子做过的事真是能写好几本书！在“浙江村”我经常听见这种感慨（有的是说能演电影，有的说能编戏）。

1994 年春节，我向乐清县工商局的领导打听有关乐清人口外流的情况。他张口就不容置疑地说：“乐清人嘛，‘文革’的时候就全国到处乱跑！”这位干部50 多岁，本地人，一直在乐清工作。他的经历给了他这样的印象：“浙江村”是这些人自己多年“跑”出来的结果。1994 年10 月我随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浙江村”开展外来人口调查，发现，这里30 岁以上的男性业主60% 以上在80 年代以前就有了出省的流动经历。王春光（1995：64）对“浙江村”的调查也发现，这里年纪在32 岁以上的男人80% 在改革前有过外出的经历。很多学者也强调温州地区有人口外流的传统。（费孝通，1992；林白，1986；王春光，1994）但是“浙江村”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加改革政策”的产物。

在来到“浙江村”之前，“浙江村人”有三种流动经历。

一是在“文革”后期，以“师傅带徒弟”或者“先走带后走”带出来的。当时主要是去西北地区打家具和去湖北等地做木工、弹棉花，以及换银圆、去内蒙古淘金沙等等。

“浙江村”村民姚信安告诉我：“我是71 年，18 岁时*次出远门，去甘肃敦煌。我们都是趁乱出去。有段时间火车不都是白坐的么！本来温州人去上海一带的多，但是这边管得严。在西北革命虽然闹得凶，但没人认真管事。”1975 年首次外出、1986 年来到北京的周年滔说：“当时从村里出来并没什么障碍。我们家祖祖辈辈都讲和气生财，我年轻时，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中对别人都没怎么样。出来时生产队长也是本家，拦你对他没什么好处。反正在家里也没有真活可干。大队长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公社就管不过来了。出去工分当然是没了，每月再交2.5 元给生产队，用以赡养五保户。我78年回家结婚，还当了一年生产队长。因为在村里的也搞两派斗争，选不出人，倒把我这个中立派选上了。”

“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混乱给人们提供了自发外出的可能。而能抓住并利用这个机会，离不开“师傅带徒弟”这种网络的结成。

姚信安说：“我出去不用带钱。那时我的一个堂伯，解放初曾跟他的师傅到外面做过家具，家里有一点工具和钱。他跟我爸分析，觉得当时可以出去试试，劝我爸让我跟他去。学手艺在农村是件顶好的事，就答应了。在外面吃住由他管，年底再给一两百块钱。

“我们这里有几批知青曾到西北支边，他们常写信回来，所以我们知道那里的一些事。而且想，万一到那边不行还可以找他们。”

“师徒”是中国农村中由来已久的关系。各种手艺、行当因此得以传承。人们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利用这一关系，使老一代能够把他们在手工业合作化以前所积累的资源（包括在过去的流动中所得到的经验、信息和资金等等）重新动员起来，成为在国家之外的，资源组合的一个渠道。

外出后，人们主要靠开辟“地下市场”讨生活。姚信安说：“我们不敢去大城市，一般住到县城或郊区的村里，挨户问要不要做家具。给哪家做就住在哪家，付房租。米、煤请他们帮忙买。西北人家具做得不行，我们很容易找到生意。按当时的说法，我们是典型的投机倒把，黑市。但老百姓没有天天真搞阶级斗争的，儿女结婚总得有柜子、床。怕的是他们邻居间有矛盾，或者嫌我们吵，才去‘报官’。我们半夜里躲到猪栏、牛棚里也是常有的事。我自己就被公安遣送过两次，但我们无所谓。基本还能做得下来。”

当时他们不可能到市场上买木材，也不可能卖家具，只能偷偷摸摸由客户提供木材赚点手工费。资源积累和群体扩大的速度极慢。

根据乐清、永嘉的杭郭、钱家埕、河深桥等村村民的回忆，当时外出的人占本村的大约二十分之一，而且整个70 年代没什么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