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下乡

庶民、儒家礼仪与新儒家

儒家礼仪的挪用

四保礼仪的社会史研究

本书基本框架

主要史料

第二章 汀州和四保：在政治边缘营造文化中心

汀州：盗匪、族群与国家

四保：从边缘营造核心

第三章 谁是礼生？

礼生概观

礼生与明清王朝

礼生与明清和近代社会

礼生与四保社会

四保礼仪概况

谁是礼生？

第四章 礼生及其礼仪

礼生与四保礼仪

礼仪程式

行动中的礼生

祭文本

祭文本概况

谁是祭文本的作者？

第五章 宗族社会的形成

马屋马氏宗族

雾阁邹氏宗族

严屋严氏宗族

第六章 仪式、系谱与土地

祭祖仪式

祖先、系谱与宗族建构

土地、宗族与地方精英

宗族建构的限度

第七章 乡约、乡村仪式与地域社会

明清乡约概观

明清四保的乡约

上保的村落与继嗣群

上保约的兴起

上保约与地域社会

第八章 土神与社公

邹公：神明与祖先

明代以前四保的神明与寺庙

当神明变成祖先

社与厉的转型

明代以前汀州的社公

明代以降的里社坛和乡厉坛

斗法传说的解读

第九章 寺庙进村

寺庙修建与村落认同

寺庙、商人与商业

赖家墟天后宫的修建

18世纪雾阁开墟始末

上保的天后宫

跨村落联盟与神明会社

第十章 结论

附录

附录一：明清汀州进士统计表

附录二：四保村落与姓氏一览表

附录三：汀州礼生及其礼仪

附录四：五十种四保祭文本的内容（一）：基本事实

附录五：五十种四保祭文本的内容（二）：内容分类

附录六：宗祠祀典

附录七：上保约禁约五种

附录八：三种四保祭文本中的神明与祭文

附录九：四保盆地寺庙与神明一览表

鲁迅提出“礼教吃人”的看法，有其文化和政治考量，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看，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于社会文化史学者而言，这一“激进认识论”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仅因其反传统主义姿态，还因为这样一个事实：透过把中国文化遗产固化为儒家礼教，鲁迅采取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与他攻击的文化遗产本身——新儒家仪式—伦理体系——颇为相似。鲁迅以其独特的方式，重申了儒家士大夫不断讲述的大叙事。在这种大叙事下，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被表述为儒家礼仪和道德信条被用于教化民众的历史。当然，这两种叙事之间有一个本质差异：鲁迅固化传统中国文化，是为了批判之、捣碎之，而新儒家士大夫则是为了践行之、推广之。

当然，教化民众的努力及相关叙事并非新生事物。这种努力可以上溯至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或韩愈（768—824年），孔子试图在礼崩乐坏的世界中对秩序进行重新定位，而韩愈则竭力“从被道释二教迫在眉睫的灭绝行动中，把儒家抢救出来”。不过，只是到了唐代以后，朝廷和士大夫才开始更正面、更系统地考虑礼仪与庶民之间的关系。唐中叶以后，朝廷在制礼方面开始出现值得注意的新进展。《开元礼》首次为庶民制礼，只是相关礼制还较为简略。及至明清时期，相关礼制臻于完备。在士大夫方面，宋代新儒家的仪式话语与实践，从吕大钧《蓝田乡约》到司马光《书仪》，再到朱子《家礼》，大都以排挤佛、道，推广儒家礼仪为宗旨。由宋入明，在这一理念影响下的士大夫，开始是针对士绅群体自身进行礼仪整顿，后来则致力于将礼仪推广至普通民众中间，视之为教化民众的重要途径和步骤。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士大夫藉由改革祭祖礼仪、践行乡约、推广祀典神明等方式，推广儒家礼仪及相关伦理。清代中叶的学者甚至提出了“以礼代理”的观点，强调礼仪在重建社会和伦理秩序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唐宋以降朝廷和士大夫致力于推广儒家礼仪及相关伦理，是对他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一种反应。唐代统治者政治理念的改变，唐宋之际政治结构与政治精英构成的变迁，宋代思想界内部的变动，明中叶以降社会关系的日益商业化等因素，都为朝廷和士大夫重新思考礼仪与庶民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尽管并非所有士大夫都赞成礼下庶人的做法，但总体而言，这一路径已成为多数拥有经世情怀的士大夫的共识。假如说宋代以前，“礼不下庶人”还能落到实处，宋代以来，尤其是明代以降，庶民日益卷入朝廷与士大夫设计、推广的儒家礼仪，并被期待根据礼仪调整自身的言行，儒家礼仪逐渐步入庶民中间，成为他们象征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就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这一过程或类似于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说的“文明进程”。不过，这个过程的开启和展开，并不仅仅是中央朝廷、地方官和地方士绅共同推动的结果，不少地方精英乃至普通民众都基于不同的脉络、出于各自的目的，能动地挪用了朝廷和士大夫象征。

就本书考察的四保地区而言，儒家礼仪进入乡村的过程，很可能在明代以前就已开启，毕竟汀州各县的行政建置大都是在两宋时期奠定的。不过，考虑到全国礼仪下乡的总体进程和汀州在整个福建行政、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边缘地位，这一时期礼仪下乡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应是极其有限的。进入明清时代后，随着朝廷对汀州实行更直接、更有效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地方官和士绅对民众推行更积极、更激进的教化措施，以及乡村经济的日益商业化，礼仪下乡进入了新阶段。本书探讨的三个社会文化进程——新型祭祖礼仪的引入、乡约的践行和祀典神明的进入——都开始于明代。这三个过程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礼仪——如何祭祀祖先，如何与神明沟通，以及如何在不同社会情境下作出得体的举止。对这三个进程的讨论，从侧面揭示了儒家礼仪进入四保乡村的曲折过程。

早在明初，朝廷就在乡村推行了里社坛、乡厉坛祭祀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在州县以下的里的层面建立里社坛和乡厉坛，并定期在坛场举行祭祀。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次在县级以下长期推行朝廷制定的祭祀礼仪制度。透过这一制度，四保乡民首次长期、频繁地见证、参与了王朝礼仪，礼生及其礼仪，很可能就是以此为契机首次进入四保乡村，并在当地乡村扎根下来的。

从15世纪前中期至18世纪末，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不同类型的地方精英的推动下，四保出现过三次收族的浪潮。首先，15世纪前中叶，在几位中上层士绅的倡导下，*波收族实践在四保开启。16世纪末至17世纪，四保出现了第二波收族浪潮，这一时期收族的主要倡导者是低级官吏、下层士绅和没有功名的地方精英。第三波浪潮出现于18世纪末，此期主要在大族士绅的帮助下，一系列小姓也开始建祠修谱。藉由这三波收族浪潮，以宗祠、族谱为标的的宗族组织，*终在四保地区完成了社会化。在此过程中，对远祖的祠祭和墓祭，由礼生赞相祭祖礼仪，在祭祖中利用祭祀文书和新仪式结构的做法，一步步融入当地乡民的象征生活，成为当地祭祖礼仪的一个重要部分。

16世纪末，在四保盆地中心的几个亲属群体开始创建或重建宗族的同时，地方官推行的乡约保甲制也开始进入四保乡村。这种以治安和移风易俗为主要目的而建立的乡村统治制度，与四保的地方权力结构相结合，其结果是在四保盆地的西部和南端，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跨村落联盟。在四保地方权力格局的影响下，这些联盟获得存续的动力，其中上保约存续了两个多世纪。礼仪的践行是乡约的一个基本面向，而乡约组织的长期存续，为乡约相关礼仪的践行与下传提供了组织的保障。在乡约扎根的村落，以乡约礼为主体的儒家礼仪，成为定期举行的一种仪式。

16世纪不仅是宗族兴起和乡约发展至关重要的时代，也是祀典神明开始进入四保的时代，关帝信仰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四保的。不过，朝廷倡导的祀典神深入渗透四保，并在当地扎根，主要还是18世纪的事。无论是作为村落边界的守护神，还是作为商业和商人的象征，祀典神（关帝和天后）都是进入18世纪以后才开始长驱直入四保的。很可能藉由这一过程，朝廷祀典，亦即朝廷崇奉的神明及相关祭祀礼仪，也进入了四保乡间。

尽管在四保民间文献中，礼下庶人过程本身并未留下多少明确的、正面的线索，但是从本书处理的、在四保乡间发现的许多祭文本中，我们找到了讨论这一过程的一个不可多得的视角和相关证据。这些内容丰富的礼仪手册，是礼下庶人过程的文字见证。在解读这些文书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大致认定，这些文书的传抄者和使用者，这些文书承传的仪式结构，乃至这些文本本身，大都源自王朝礼仪和士大夫礼仪，后来在长达数个世纪的礼仪下乡过程中，逐渐进入四保乡间。它们还显示了收族实践、乡约践行和祀典神明的进入等社会文化史过程，在推动礼仪下乡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本书侧重从宗族、乡约和神明信仰三个角度讨论礼仪下乡的过程，正是基于这个考虑。

本书还揭示，礼仪下乡的过程，给四保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笔者对收族实践、乡约践行和祀典神明的讨论，都揭示了礼仪下乡不仅是个“*下乡”的过程——一个王朝礼仪和士大夫礼仪步入乡民生活的过程， 这一过程还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等不同侧面。